论刑法中的暴力

暴力行为本身有其固定的含义,而用于不同的语境中,其具体含义又各有区别。＂暴力＂一词用于刑法,其涵义需要明确。然而,在我国刑法中,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对于暴力的含义都没有进行界定。学者往往在各具体罪名中对暴力进行研究,而关于暴力的共性问题则鲜有人论及。作者认为,作为刑法中的规范概念,我们应该对暴力进行整体性研究,关注暴力的共性。因此,本文拟从各分罪名中抽象出暴力的共性,以对＂暴力＂这一法律概念的明确有所裨益。     

形式的刑法解释之提倡及其方法论

形式的刑法解释以规范治理为目标,旨在揭示刑法规范的真实含义;实质的刑法解释以处罚必要为目标,根据有无处罚必要对刑法规范含义进行解释.形式的刑法解释以实现形式正义为目标,具有合法性,有时却违背合理性;实质的刑法解释以实现实质正义为目标,具有合理性,有时违背合法性.中国刑法解释应当坚持以形式的刑法解释为主导,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实质的刑法解释.     

司法逻辑的刑法文本观

刑法文本的使用价值主要存在于司法过程中,其司法使用方式取决于刑事法庭的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由此凸显一种由行为规范、追诉规范、辩护规范、裁判规范构成的司法逻辑的刑法规范结构.刑法文本对刑法本身的反映具有不完整性,这至少表现在三方面:刑法文本未直言行为规范,未完整表现裁判规范,可能存在"制定法上的不法".因此,在理解刑法文本时,须注意克服语义学的局限性.刑法文本既能容纳不同角色的不同理解及相互交流,又能使对话走向成功而不是归于破裂,这主要是其通过在公共性与专业性、明确性与模糊性、情境性与非情境性之间保持语言张力而实现的.刑事法庭这个"装置",保障了控辩审依据刑法文本而进行的主体间沟通.     

刑法的人文性论要

当代中国刑法规范难以获得公众认同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刑法人文精神的缺失。刑法唯理主义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国家社会治理和人们行为预测的要求,但可能致使人们沦陷为规则指挥下的动物。刑法都市情愫致使许多反映真实生活并凝结着特定文明的规则被遮蔽了,进而导致作为公共产品的刑法已经丧失了公共性。赋予刑法人文性,具有对刑法唯理主义的纠偏功能和对刑法都市情愫的去蔽功能。刑法的人文性揭示了刑法规范的生成机理,有助于维护刑法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浅析刑法解释主体

任何法律在法律适用中都面临着解释问题，而解释存在的前提是解释的主体。在我国，目前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机关很多，除有权解释主体，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一些无权解释刑法的机关、部门和个人也纷纷参加到刑法的解释中。这种现状，与我国目前实施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针相违背，也违背了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儿童人身权利的刑法保护研究

儿童是国家发展和成长的主力军,是独立的个体,理应享有儿童应有的一切权利。我国历来重视完善儿童权利,但总体而言,儿童人身权利的保护水平还有待提高,比如刑法中有关未成年人概念不规范的现象,刑法分则中性侵儿童犯罪、拐卖儿童犯罪、虐待罪、遗弃罪、组织儿童乞讨罪等罪名中定罪、量刑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本着＂最高限度保护＂、＂最低限度容忍＂之指导精神,改进儿童保护之刑事立法,才是有效惩治和防范各类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犯罪行为的长远之计。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刑法司法解释主体问题辨析

刑法司法解释的应然主体不应为法官个人,而应为作为法官整体的最高审判组织。尽管法官解释刑法的现象是存在的,而且是大量的,但不能由此推导出法官具有刑法司法解释权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系统中的集权,即最高人民法院的＂垄断解释权＂是完全有必要的。解释法律的集权胜于分权,如果地方法院都享有解释法律的职权,则统一适用法律就难以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具有刑法司法解释权也是完全必要的。     

论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的冲突与消解

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的冲突与消解是刑法完善重要的基础性理论问题,也是刑法法治理性实现的关键。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的冲突,是在价值理性、对象理性和方法理性这三个不同维度之上产生的。其冲突的形式主要包括抽象式、立法式的刑法解释模式与刑法条文明确性的冲突,刑法解释活化立法具有滞后性与刑法立法预见有限性的冲突,修正刑法立法规定的刑法解释与刑法立法的冲突。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冲突消解的进路,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的法益保护原则,适用刑法解释适用优先规则、刑法解释必须用尽规则以及刑法解释权限指示规则。     

刑法立法拟制研究

刑法立法拟制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拟制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赋予原事实以相同法律后果的立法方式,刑法立法拟制满足了拟制规范的形式合理性。然而,这种决断性虚构仍难免虚置原犯罪构成、违背实质的罪刑法定、强调社会保护等有违实质正义缺陷。比较研究表明,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立法拟制类别及拟制条款过多,有损刑法的严谨性与权威性。应在尽量保持刑法稳定的前提下,根据拟制的要素内容的不同,对我国现行刑法立法拟制进行折衷的限制论视角下的发展理路拓清。     

论刑法解释的客观性

刑法解释的客观性是一种建立在商谈基础上的合乎情理的客观性,是相对的客观性;我们所追求的刑法解释的客观性其实就是刑法解释目标的客观性,而刑法解释过程本身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过程,即解释者的主观偏见和刑法文本、刑事案件事实的"视域融合"的过程。刑法解释目标的客观性有赖于刑法文本、刑法解释方法、刑法解释程序以及刑事案件事实的客观性的保障。     

警惕“泛刑论”——从刑罚负价值谈起

针对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存在的将某些不法行为设立犯罪纳入刑罚的呼声及可能导致的“泛刑”倾向,笔者以吸毒、卖淫嫖娼这两种犯罪学上的“无被害人犯罪”为例证,在考察国外相应立法及刑事政策基础上,结合刑罚的负价值对其予以否定,并由此引发出“刑法应谦抑”的命题,主张通过充分调动诸如伦理道德、侵权行为法、行政处罚法等替代措施来规制这些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作为最后手段的刑罚仅在“不得已”之时为用。     

构建理想刑法的几点思考

刑事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刑法立法与刑事司法两者的动态平衡问题。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立法机关及理论界试图通过完善刑法立法来解决刑法适用的可操作性和公正性,收效甚微。理想刑法的构建就是以实现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和谐为重要使命。本文透过变动的法条,着眼于刑法理论及其价值哲学等问题相对稳定的特点,探究刑法背后的价值问题,从刑罚目的重构、刑法人权保障价值之完善、刑法的谦抑性在我国的适用三个方面展开构建理想刑法的几点畅想,最终发挥刑法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中应有的功能。     

略论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单一性

从立法的角度看 ,刑事诉讼法属于基本法 ,只能以法律为渊源。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也要求刑事诉讼法仅以法律为其渊源。法律实务情况表明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单一性可以克服多元化带来的弊端。因而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应该具有单一性。     

《易经》的刑法哲学解读

《易经》是儒家群经之首,也是研究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典籍。《易经》包含有丰富的法哲学思想,主要是刑事法哲学,具体表现为卜刑、行刑等级、刑事责任能力、严惩翻供的刑罚、刑事政策、排除社会危害性、刑事政策及狱讼等。     

英吉利民族国家精神与英国刑法的特性

民族国家精神是法律的内在影响力量。英吉利民族精神中的重实践轻理论、讲实效斥原则、尚经验贬逻辑等特征,对英国刑法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使得英国刑法具有实践性、功利性、保守性、模糊性、灵活性等特征。中国刑法发展可以借鉴英国刑法中的一些制度,同时,研究、挖掘我国的民族精神也尤为重要。     

新刑诉法之刑事和解程序

新刑诉法修订前,刑事和解程序在审判实践中已经有了相当范围的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在新刑诉法中的明确规定以及对其在新刑诉法实施前后的适用情况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给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推动非监禁刑、行刑社会化等轻刑措施的实施,以图我国社会更加的稳定与和谐.     

浅析刑法的国际化

刑法国际化是指不同国家的刑法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彼此渗透，共同前进的趋势。这一趋势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并且刑法国际化的趋势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已有所体现。     

刑法经济性论略

刑法经济性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之一,刑法经济性作为刑法谦抑性之“量”,从本益分析的角度反对不计成本和效益的刑法之滥觞,使刑法的谦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由定性分析转化为定量分析,亦为犯罪内涵和本质的界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刑法的经济分析并非万能的,其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刑法分论本科教学改革探索

在刑法学中,刑法分论的知识容量很大,而且,相关刑法分论教材的编排一般都为公式般的内容。对此,在一个课时有限的学期内,法学本科生如何能够将刑法分论的知识真正地予以吸纳、掌握,就成为一个现实的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在刑法学的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刑法分论的教学方法,即重新编排传统刑法分论教材、典型罪名的选择和精讲、注重辅助性教学方式、注重培养学生自身学习刑法的能力等。这些刑法分论教学改革方法在刑法学的教学实践中改变了过去呆板、单调、低效的讲授方式,激发了学生学习刑法的兴趣和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气氛,促进了刑法学的教学互动和教学相长。     

清代回疆法律适用的调适——以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的考析为视角

清朝政府在对回疆进行司法治理时，既运用了国家法，又有条件地保留和吸收了以伊斯兰教法为核心的当地民间法，使二者在适用的过程中找到契合点。这种在法律适用方面所做的调适，使得上述两种法律体系在调整回疆的各种社会关系时具有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