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谦抑性分析

《刑法修正案（七）》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犯罪化,与刑法的谦抑性精神相悖。刑法的谦抑性是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应当尽快通过民事、行政立法和司法改变这一现状。     

不应增设"拖欠工资罪":以刑法谦抑为视角

该文以备受争议的增设“拖欠工资罪”这一立法建议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和批驳了对“刑法工具主义”和“刑法万能”的迷信。在此基础上,笔者引出刑法谦抑理论,阐述刑法谦抑理论对解决“泛刑化”问题的重大意义。笔者主张通过刑法谦抑理念的提倡,破除刑法万能的迷信。     

刑法谦抑性的体系解释与理论重塑

刑法谦抑性在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双重乱象亟待消解。为此,我国刑法亟须从概念、内涵、标准、限度和定位等理论维度着手,力图在刑法谦抑性问题上形成鲜明的中国化叙事。只有把刑法谦抑性理论合理地运用到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才能有效破解刑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难题。     

从刑法的谦抑性和效益、公正价值看醉驾入罪

刑法的谦抑性指的是只有在立法机关认为某一规范必不可少,确实没有其他更好的可以替代刑罚的方法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从刑法的谦抑性原理分析,醉驾入罪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从刑法追求的效益和公正价值分析,其不能满足效益和公正价值的内在要求。因此,醉驾行为不应当被规定为犯罪。     

刑法谦抑的相对性探析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用刑法予以调整。在强调权利本位的今天,刑法的谦抑性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过分强调刑法的谦抑性会使刑法缺少威慑力而不能有效地遏制犯罪、保护公民的权利,会出现犯罪猖獗的现象,从而使刑法不得不为了遏制猖獗的犯罪而变得更加严厉。因此我们也应关注刑法谦抑的相对性,不能过分软弱。     

刑法谦抑精神的概念分析

刑法谦抑精神,是指贯穿整个刑事领域,国家按照一定的规则,控制刑法的调控范围、程度以及行刑人性化的一种基本精神。具体而言,刑法谦抑精神应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刑法谦抑精神是贯穿整个刑事领域的一种基本精神。"刑事领域"一词在此处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动态的刑事活动,即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活动及刑罚执行过程中也应体现谦抑精神;其二是静态的刑事领域,此处静态的刑事领域主要是指现行刑法的规定。第二,刑法谦抑精神的主体是国家。也就是说刑法谦抑精神的主体主要是代表国家的刑事立法者、司法者以及刑事执法者。第三,刑法谦抑精神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控制刑法调控的范围、程度以及行刑人性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论现代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宽容化是当代文明国家发展的普遍趋势,然而受古代重刑传统观念的影响。遏制犯罪必须采取严刑峻法的思想在我国却很有市场．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我国追求的目标,这对刑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刑法要保持谦抑和宽容越来越成为学界和社会的共识．通过对刑法谦抑性的含义、基础以及基本要求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简要论述,目的是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并期待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产生一定的借鉴作用．     

构建理想刑法的几点思考

刑事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刑法立法与刑事司法两者的动态平衡问题。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立法机关及理论界试图通过完善刑法立法来解决刑法适用的可操作性和公正性,收效甚微。理想刑法的构建就是以实现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和谐为重要使命。本文透过变动的法条,着眼于刑法理论及其价值哲学等问题相对稳定的特点,探究刑法背后的价值问题,从刑罚目的重构、刑法人权保障价值之完善、刑法的谦抑性在我国的适用三个方面展开构建理想刑法的几点畅想,最终发挥刑法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中应有的功能。     

刑法谦抑性之背反与重置:以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为视角

我国刑法在规制非法集资行为时,有明显违背谦抑性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刑事与民事、行政界限模糊,导致刑法打击过于前置;法定刑配置过高,尤其是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配置与非暴力犯罪的去死刑化潮流相背反;"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中广泛采用推定规则,是古代刑法结果责任的残留。重置刑法在非法集资治理上的谦抑性可以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来贯彻,前者表现为加强民事、行政立法,提高非法集资犯罪的入罪标准,降低法定刑配置以实现谦抑性;后者表现为广泛使用民事、行政手段,通过合理解释限制非法集资犯罪的成立范围,较多采用非刑罚处罚方法等。     

试论单位犯罪的罪过形式

单位犯罪的罪过形式应包括故意和过失，这在刑法学界居于通说地位，笔认为，单位犯罪的罪过形式应仅为故意，首先，这是刑法谦抑性之客观要求，其次，这是由罪过形成过程及单位犯罪的目的性所决定的；最后，我国刑法也只承认单位犯罪的罪过形式为故意。     

论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的因素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背景下,任何国家的法律发展都不再是封闭状态下的社会现象。世界各国的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相互交流、影响、吸收,甚至趋同的国际化现象。我国经济刑法也不例外,这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受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传播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论我国刑法修正模式之选择

单行刑法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自身的先天不足逃脱不了退出立法舞台的命运。同样,附属刑法也存在自身的不足,可以适度保持其宣示式模式。最后,历史选择了刑法修正案模式,并以其无法比拟的优势独领风骚。多数否定或质疑刑法修正案模式的观点均不能令人信服,刑法修正案可以成为我国当今及未来刑法修正的主要模式。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刑法变革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开始“新政”,法制改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刑法首先修订,在经过近十年的前期准备和制定工作后,公布了《大清新刑律》;该法在法律体例形式、刑法罪名、刑罚体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变革;并在法律中确立了刑法礼法分立、罪行法定、法律平等和刑罚人道主义等现代刑法原则;刑法的变革使原有中华法系走向解体,是中国刑法发展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但在当时中国社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启示现代人要更新传统的刑法观念,树立现代刑法意识。     

困境与选择:单位经济违法行为的刑法调控模式反思

我国刑法单位犯罪的规定面临效益与公正性之困境。基于单位犯罪立法所具有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行政法律与刑事法律共同调整经济活动的特点,我国对单位经济违法行为的控制模式应当从刑事处罚的双罚制模式转换为对单位实施行政处罚,对单位行为的具体决策、指挥者予以刑罚处罚的二元制裁模式。     

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进路初探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经济刑法都在融入国际化发展的潮流,国际化也是我国经济刑法发展完善的进路。本文从宏观和微观对经济刑法国际化进行界定后,评述了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的动态发展历程,并初步探讨了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进路差异性与趋同性并存的基本特性。     

刑法的调整对象新论

刑法的调整对象是我国刑法学界探讨极少但理论意义重大的一个问题。厘清刑法的调整对象,对于刑法的完整理论体系和整体逻辑框架的合理建构具有一定意义。本文认为刑法的调整对象应分为直接调整对象和意接调整对象,并分别对其进行了恰当的界定和梳理。     

美国语境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解读

对美国法律中罪刑法定原则的探讨及其与大陆法系的比较,只能立足于对罪刑法定原则做实质主义的理解。在美国法律当中,罪刑法定原则与“合法性原则”以及“法治原则”并无严格区分,其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联邦及各州宪法而非刑事立法中,其突出特点在于强调程序的价值及法律的时效性。在司法实践中,权威性的判例还确立了“不明确无效”、“避免给予执法者过份的裁量权”、“严格解释规则”等颇具操作性的具体规则。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考察,出于法律传统及法律观念的原因,罪刑法定原则在美国法律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风险刑法与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

作为应对风险社会的一种刑事公共政策的产物,起源于欧洲的风险刑法理论及其立法实践在我国刑法学界遭到了许多批判.但通过对这些批判的分析发现,风险刑法理论并非如其批判者声称之那样危险.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民众共识可以被作为区分“被允许的危险”和“不被允许的危险”的标准,并以此作为“不被允许的危险”行为的入罪根据.风险刑法理论不是对传统刑法理论的革命,而是为应对风险之需要而对传统刑法理论的适当修正和补充.风险刑法是否包含对公民宪法权利构成威胁的风险,归根结底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理论问题.     

略论邓小平的刑法思想

邓小平的刑法思想是邓小平法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新时期法制理论和法制实践的指南.文章主要从邓小平的刑事立法思想、打击犯罪观及适用刑法原则三方面加以论述,有助于我们学习刑法、建设刑法、维护法律尊严,有利于我国刑法体系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