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性的体系解释与理论重塑

刑法谦抑性在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双重乱象亟待消解。为此,我国刑法亟须从概念、内涵、标准、限度和定位等理论维度着手,力图在刑法谦抑性问题上形成鲜明的中国化叙事。只有把刑法谦抑性理论合理地运用到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才能有效破解刑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难题。     

对刑法修正和解释的思考

1997年的《刑法》颁布以来,已历经数次修正和解释。这些修正和解释,一方面完善了刑事立法和司法,另一方面却也给整个刑法体系的稳定性和司法的平衡适用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困扰,刑法也日益患上了“综合肥大症”。为此,应当找出我国刑法修正和解释过程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同时考虑对历次修正和解释作一次系统的整理,并在适当的时机考虑重启刑法的全面修订工作,以使我国刑法更好地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     

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引起的刑法思考——兼谈部门法的变更在刑法适用上的溯及力

1997年新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大大促进了我国刑事法治的完善和依法治国的步伐。然而,理论上的探讨决不能止于对实定法的赞歌,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变化,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部施行未久的刑法典。本文试图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与实施对刑法适用的影响为切入点,探讨其它部门法的变更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的困惑,进一步论证在刑法中设置关于部门法变更在刑法适用上的溯及力问题的相关规定的必要性,并提出设置相关条款的初步构想。     

论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司法实践中,针对刑法第93条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问题时有争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在刑事立法与刑法适用中有重大价值。本文从分析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标准、委派的含义、国家机关的范围等角度入手,最后廓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范围,以期能对刑法第93条做出正确的理解与适用。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法改革

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特征的和谐社会理念一经提出,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以和谐社会为指导和目标。作为对和谐社会背反的犯罪活动进行规制的刑法,也必然在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和调整,包括刑法立法改革和刑法司法改革,以使改革后的刑法更加注重保障人权、更加关注民生,使刑法立法更加民主、更加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更加注重环境立法。同时在刑法司法改革中需建立正当程序,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注重实质公平、注重刑事和解制度的应用、注重刑罚执行的人道化。     

邓小平刑法思想的理论架构与时代价值

邓小平刑法思想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指导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刑事立法工作和刑事司法实践.通过对刑事立法思想、刑法观、犯罪观等三个方面进行系统研究进而对邓小平刑法思想的时代价值现实性的解析.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我国刑法再法典化

刑法再法典化是多重因素决定的重大立法活动,既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又是一个政治抉择问题。刑法再法典化必须以服务和引导我国司法实践走向公平正义为目标,并体现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作为新时代犯罪治理转型的产物,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从宽”的体现,这一新型刑事司法政策具有强调犯罪人的前置性社会复归,实行刑罚犹豫制度等刑事法治要义。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包括立法的谦虚与司法的谦抑两个维度。我国刑法再法典化必须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观念基础,这不仅要求修正刑法中的“但书条款”,而且要严格限定轻罪的增设,同时,还要推行前科消灭制度,并对缓刑优先适用。     

论罪刑法定原则下法官的刑法解释权

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价值在于刑事司法中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针对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确定并实施以来所呈现出的种种问题，作者认为，其症结之所在是法官刑法解释权的缺乏。只有从立法上和司法上承认法官刑法解释权存在的必要性，并逐步赋予法官刑事司法中的刑法解释权，才能确保罪刑法定主义各项机能的真正实现。     

民国时期刑法适用问题研究

刑事法治的实现不仅要有优良的刑法典,而且也要有公正、及时的刑法适用。民国时期,效仿西方的刑法典制定了优良的刑法规范,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很好地适用到社会现实当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刑法典本身的问题。通过研究,本文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影响了民国时期刑法典的适用,这些问题是：长期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不完善的司法体系、不发达的法学教育。     

论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的冲突与消解

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的冲突与消解是刑法完善重要的基础性理论问题,也是刑法法治理性实现的关键。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的冲突,是在价值理性、对象理性和方法理性这三个不同维度之上产生的。其冲突的形式主要包括抽象式、立法式的刑法解释模式与刑法条文明确性的冲突,刑法解释活化立法具有滞后性与刑法立法预见有限性的冲突,修正刑法立法规定的刑法解释与刑法立法的冲突。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冲突消解的进路,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的法益保护原则,适用刑法解释适用优先规则、刑法解释必须用尽规则以及刑法解释权限指示规则。     

《易经》的刑法哲学解读

《易经》是儒家群经之首,也是研究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典籍。《易经》包含有丰富的法哲学思想,主要是刑事法哲学,具体表现为卜刑、行刑等级、刑事责任能力、严惩翻供的刑罚、刑事政策、排除社会危害性、刑事政策及狱讼等。     

略论邓小平的刑法思想

邓小平的刑法思想是邓小平法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新时期法制理论和法制实践的指南.文章主要从邓小平的刑事立法思想、打击犯罪观及适用刑法原则三方面加以论述,有助于我们学习刑法、建设刑法、维护法律尊严,有利于我国刑法体系的不断完善.     

警惕“泛刑论”——从刑罚负价值谈起

针对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存在的将某些不法行为设立犯罪纳入刑罚的呼声及可能导致的“泛刑”倾向,笔者以吸毒、卖淫嫖娼这两种犯罪学上的“无被害人犯罪”为例证,在考察国外相应立法及刑事政策基础上,结合刑罚的负价值对其予以否定,并由此引发出“刑法应谦抑”的命题,主张通过充分调动诸如伦理道德、侵权行为法、行政处罚法等替代措施来规制这些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作为最后手段的刑罚仅在“不得已”之时为用。     

期待可能性及其借鉴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在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中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应用。期待可能性能在防卫社会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中求得平衡,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对人类普遍脆弱的人性倾注同情,协调人情与法律的紧张关系。借鉴国外期待可能性理论,对于发展与完善我国刑法理论,解决其中一些理论困惑和冲突,有着积极的重要意义。     

探析没收财产的范围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中一项重要的附加刑。本文从刑法、民法、刑事财产责任体系的协调、法律义务冲突、没收财产的时间等五个方面探析了没收财产的范围,以期为没收财产的立法完善起到一定作用。     

民间刑法及其在刑法解释中的应用

刑法不是一元的,除了国家刑法之外还存在着民间刑法。从＂活法＂观念中可以找到民间刑法的根基。民间刑法具有起源上的自发性、罪与非罪标准的伦理道德性、演变过程的潜移默化性、内容上的民族个性等特征。既然刑法是多元的,对国家刑法规范及其用语的解释应坚持多元刑法解释原理。唯有如此,才能正确理解刑法规范的真实含义。     

略论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单一性

从立法的角度看 ,刑事诉讼法属于基本法 ,只能以法律为渊源。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也要求刑事诉讼法仅以法律为其渊源。法律实务情况表明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单一性可以克服多元化带来的弊端。因而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应该具有单一性。     

挪威刑法典的形成与特色

作为北欧国家刑事立法之典范的挪威刑法典，国内学界较少给予关注。挪威刑法典的形成是近现代法典化潮流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其详略得当、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还是它所体现的浓郁的人文主义关怀、重视罚金刑的适用、预防矫正的刑事政策的贯彻等都极具特色。     

从亲亲相隐到关系人犯罪——中国刑事法制的亲伦关怀考察

刑事法制的亲伦关怀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体现。对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中外亲亲相隐制度的比较分析表明,中国本土的亲亲相隐制度以巩固家国秩序为宗旨,以维护亲伦礼教为目标,以规定个人义务为特征,但它毕竟契合人性,体现了对人情的尊重和对事理的顺应。中国现行刑事法制中的关系人犯罪立法非但无视亲伦关怀,甚至混淆了道德与法律、强加了法律义务。我国刑事法制应当承认容隐权,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重构亲亲相隐制度。     

刑事政策的价值与概念——以刑法、犯罪学、刑事政策相互关系为视角

对于犯罪治理而言,刑法重在惩戒而预防不利;犯罪学重在提供与犯罪有关的知识,但无法与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接轨,即践行性不够;相比之下刑事政策由于具有权威性、灵活性、针对性、过程性、科学性而成为人类应对犯罪的第三步理性选择,它既可以作为沟通犯罪学与刑法学的桥梁,也可以广泛吸取犯罪学及相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制定独立于刑法的刑事政策,以达到全面治理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