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概念探析

刑事政策概念是刑事政策学的基本范畴,刑事政策概念众说纷纭,不利于刑事政策学科的长远发展.坚持刑事政策学科的独立,是研究刑事政策概念的前提.作为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刑事政策,不同于刑事公共政策,有别于刑法规范,更不是单纯的犯罪对策.刑事政策是国家基于犯罪原因认识,对已然犯罪采取的以刑罚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反应和处置活动.     

行贿犯罪最新立法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做了修正。在刑事政策、刑法机能、刑罚目的与立法技术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转变。从"重受贿、轻行贿"转变到"行贿、受贿并重处罚"的刑事政策,更侧重于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表现出预防性的立法目的以及抽象与具体兼顾的立法技术。在理论与规范的层面上,本次修法也与刑法教义学有一定的抵牾。     

非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共犯－兼谈新刑法废除受贿罪共犯条款的立法理由

97《刑法》对79例《刑法》及《补充规定》中有关爱贿罪的规定作了重要修改,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对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共犯问题,97《刑法》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非国家工作人员仍可构成贪污罪的共犯。立法上的这一差异,主要是基于两罪客体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在犯罪中的作用的区别,以及突出对受贿犯罪惩治的针对性的指导思想。     

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刑事政策与刑法是保障社会安定的两块基石。宏观上,刑事政策对刑法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指引作用;微观上,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现又要受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司法领域必须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合理运用刑事政策。做好刑事政策与刑罚的衔接,对我国法治社会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事简易程序的完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对司法实践和执法理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事简易程序密切相关。以新的视角来审视,简易程序在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刑事简易制度,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这对于有效预防控制犯罪、服务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法修正案（八）》浅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体现了相对宽松的刑事政策的同时,也对一些重罪和高危险犯罪采取了较为严厉的刑事政策,可谓宽严相济,这对我国的刑法体系日趋现代化和合理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     

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提升的法治反思——以最新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为中心

严峻的贪腐违法犯罪形势和国民对贪腐的感知适应,是"两高"最新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的现实和社会心理原因。《解释》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虽然有助于缓解眼下实践办案的难题,但却面临更为根本性的法治疑问。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意味着国家"严惩腐败"刑事政策和法治立场的让步。刑法对贪腐犯罪治理意义原本就相当有限,《解释》的做法具有导致国民反腐意识进一步钝化和刑法反腐功能进一步衰退的风险。反腐必须坚守法治理性,倚重刑法反腐已走到尽头,国家反腐刑事政策的法治转型迫在眉睫。     

刑法修正案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透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现下基本的刑事政策,自然地包含刑事立法政策的面向,刑法修正案即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立法政策一面之回应的具体表征。在对宽严相济之真意进行深入解读的基础上,发掘其在刑法修正案中存在的实然状态。不苟同于有学者认为的这一状态是趋"严"的现实、是对"宽"的背离,从本质上来揭示宽严相济是对刑法谦抑的实质的统一,是对严而不厉的思想的契合,是对刑罚圈的圈定机制的证成。     

《刑法修正案(九)》对当前刑事法治的贡献与隐忧

《刑法修正案(九)》亮点是既创新了刑事立法理念,突出了刑法对公民价值行为取向的规范引导,也强化了刑法对重要社会关系的重点保护。同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法律政策,进一步减少了适用死刑的范围,加大了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惩罚力度。《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正,是在不断适应改革开放新情况新问题的现实需要,但过频的修正率,使得《刑法典》的稳定性、权威性不可避免造成一定的削弱,刑法体系的协调性也不可避免受到巨大挑战,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在对制度进行了大胆创新以及丰富现有的刑事法治理念的同时,对刑事法治也带来了些许可能的隐忧。     

公正、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辨

公正的概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公正价值因学者认知的不同而引起争议,法律（尤其是刑法）与公正价值有天然对接,刑事政策与公正的关系十分复杂。刑事政策、刑法应反映和内含公正价值,在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语境下,公正如何被体现等问题值得研究。报应正义和刑罚人道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价值蕴涵,恢复性正义有望成为新的时代公平正义观。     

刑法经济性论略

刑法经济性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之一,刑法经济性作为刑法谦抑性之“量”,从本益分析的角度反对不计成本和效益的刑法之滥觞,使刑法的谦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由定性分析转化为定量分析,亦为犯罪内涵和本质的界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刑法的经济分析并非万能的,其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刑法的调整对象新论

刑法的调整对象是我国刑法学界探讨极少但理论意义重大的一个问题。厘清刑法的调整对象,对于刑法的完整理论体系和整体逻辑框架的合理建构具有一定意义。本文认为刑法的调整对象应分为直接调整对象和意接调整对象,并分别对其进行了恰当的界定和梳理。     

略论刑事违法性之确定

确定刑事违法性,应当遵循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相统一、刑法规范和非刑法规范相结合及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以刑法规范和非刑事法律为确定依据。普通刑法刑事违法性确定,要以刑法分则规定为依据,在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本质特征指导下展开;单行刑法刑事违法性确定要与普通刑法总则性规定相统一,对单行刑法中的总则性规定,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而优先适用单行刑法中的总则性规定。     

略论邓小平的刑法思想

邓小平的刑法思想是邓小平法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新时期法制理论和法制实践的指南.文章主要从邓小平的刑事立法思想、打击犯罪观及适用刑法原则三方面加以论述,有助于我们学习刑法、建设刑法、维护法律尊严,有利于我国刑法体系的不断完善.     

论我国刑法修正模式之选择

单行刑法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自身的先天不足逃脱不了退出立法舞台的命运。同样,附属刑法也存在自身的不足,可以适度保持其宣示式模式。最后,历史选择了刑法修正案模式,并以其无法比拟的优势独领风骚。多数否定或质疑刑法修正案模式的观点均不能令人信服,刑法修正案可以成为我国当今及未来刑法修正的主要模式。     

刑法分论本科教学改革探索

在刑法学中,刑法分论的知识容量很大,而且,相关刑法分论教材的编排一般都为公式般的内容。对此,在一个课时有限的学期内,法学本科生如何能够将刑法分论的知识真正地予以吸纳、掌握,就成为一个现实的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在刑法学的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刑法分论的教学方法,即重新编排传统刑法分论教材、典型罪名的选择和精讲、注重辅助性教学方式、注重培养学生自身学习刑法的能力等。这些刑法分论教学改革方法在刑法学的教学实践中改变了过去呆板、单调、低效的讲授方式,激发了学生学习刑法的兴趣和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气氛,促进了刑法学的教学互动和教学相长。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刑法变革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开始“新政”,法制改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刑法首先修订,在经过近十年的前期准备和制定工作后,公布了《大清新刑律》;该法在法律体例形式、刑法罪名、刑罚体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变革;并在法律中确立了刑法礼法分立、罪行法定、法律平等和刑罚人道主义等现代刑法原则;刑法的变革使原有中华法系走向解体,是中国刑法发展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但在当时中国社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启示现代人要更新传统的刑法观念,树立现代刑法意识。     

警惕“泛刑论”——从刑罚负价值谈起

针对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存在的将某些不法行为设立犯罪纳入刑罚的呼声及可能导致的“泛刑”倾向,笔者以吸毒、卖淫嫖娼这两种犯罪学上的“无被害人犯罪”为例证,在考察国外相应立法及刑事政策基础上,结合刑罚的负价值对其予以否定,并由此引发出“刑法应谦抑”的命题,主张通过充分调动诸如伦理道德、侵权行为法、行政处罚法等替代措施来规制这些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作为最后手段的刑罚仅在“不得已”之时为用。     

民间刑法及其在刑法解释中的应用

刑法不是一元的,除了国家刑法之外还存在着民间刑法。从＂活法＂观念中可以找到民间刑法的根基。民间刑法具有起源上的自发性、罪与非罪标准的伦理道德性、演变过程的潜移默化性、内容上的民族个性等特征。既然刑法是多元的,对国家刑法规范及其用语的解释应坚持多元刑法解释原理。唯有如此,才能正确理解刑法规范的真实含义。     

新《刑法》中侵占罪的认定之我见--刑法课教学内容的探讨

在新刑法课教学过程中,关于侵占罪的认定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侵占罪在犯罪行为、性质和犯罪对象上存在着不同于其他侵犯财产罪的特殊之处,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加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