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验证”到“参赛资格限制”——女性运动员“性别”政策的发展

运用文献资料、案例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了女性运动员的“性别验证”政策、参赛资格限制政策的历史发展脉络、规则的具体内容。发现：女性运动员“性别”政策已经从“性别验证”政策转变为基于特定生理指标的参赛资格限制政策，这一转变使得国际体育领域的女性运动员“性别”政策变得日益复杂化，尤其是国际田径联合会的《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性别发展差异运动员规则》涉嫌侵犯特定女性运动员的健康权、隐私权和不受歧视的权利，与国际人权标准相悖，将面临诸多的法律挑战。     

对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决“杜迪案”的法理思考

国际田联曾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针对雄性激素过多症的女性运动员参赛资格做出了限制性规定,指出雄性过多症的女性运动员只能通过 药物或手术的方式控制体内雄性激素才能获得女性比赛参赛资格。印度女子田径运动员杜迪·昌德因其体内雄性激素超标而被拒绝参加女性比 赛。2015年10月国际体育仲裁院就印度女子田径运动员杜迪·昌德诉印度田联和国际田联一案做出裁决,认为：在已有的证据下,不能因杜迪·昌 德身体内源性雄性激素超标而被剥夺其参赛资格,并裁定国际田联两年内不得适用有关限制雄性激素过多症女性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的规定。该 案的争议点涉及《规定》不允许雄性激素过多症的女性运动员参加女性比赛是否构成歧视;其中判断“女性雄性激素过多症”的实体标准是否合理有 据;上述争议点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应采取何种证明标准。国际体育仲裁院认为该裁决对体育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包括加强规则 实质审查,实现双重公正功能;坚持体育行业自治,实现维持平衡功能;重视运动员参赛资格,实现权利保障功能。     

对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决"奥斯卡案"的法理思考

国际体育仲裁院2008年裁决了奥斯卡诉国际田径联合会案,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奥斯卡使用假肢没有违反国际田径联合会规则,支持奥斯卡作为一名残疾运动员可以使用假肢参加健全人的田径比赛.国际体育仲裁院对该案裁决体现了体育内在精神的要求,有利于体育的发展,是对运动员参赛资格的保护,特别是对残疾运动员利益的保护,维护了程序正义.这一裁决符合对疑义规则的解释不利于规则做出者的要求.     

强制体育仲裁之合法性要素探讨

在土耳其足球运动员和裁判员起诉土耳其政府的两起体育纠纷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土耳其政府败诉,法院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否定了土耳其足协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的合法性,维护了运动员和裁判员寻求司法救济和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该判决与此前该法院在佩希斯泰因诉瑞士联邦政府案中认可国际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的合法性并不矛盾:设置强制体育仲裁制度本身(perse)并不违法,但如果该制度中的仲裁机构和仲裁员未能满足独立性和中立性要求、仲裁程序的公正性得不到保证、仲裁裁决不能接受国家法院的司法审查时,强制体育仲裁制度可能会侵犯当事人的诉权,而国家政府会因为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而承担法律责任。参考该案判决,根据中国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在目前中国法院不愿意受理竞技体育纠纷案件、独立的体育仲裁制度并不存在的情势下,应当对以中国足协内部仲裁机制为代表的强制体育仲裁制度进行机构设置和程序规则方面的改革,保障其裁决机构的基本中立性以及裁决程序的公正性,并加快中国外部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构建,避免李根案之类的尴尬局面再度出现。     

美国《业余体育法》对体育参与的法律保护

从美国公法和私法层面阐述和对比美国奥林匹克体育、业余体育法、职业体育、大学体育和高中体育中所涉及参赛资格规定和解决争端程序的现行法律制度.研究表明,美国法律没有任何确认参与体育的宪法保护的权利,运动员可以通过仲裁来重新审查资格,尽管大学或中学的比赛有很多,美国却没有审查学生运动员参赛资格的法律.     

运动员操守条款的人权法审视

运动员操守条款记载于运动员聘用合同,体现于体育组织规章中,用以约束运动员可能影响雇主利益以及体育利益之行为的条款或规则。这类条款包括片面保护雇主利益,限制运动员言论自由、职业自由、流动自由,涉嫌侵犯隐私等基本人权,构成对运动员的不公平。这类条款的正当性传统上在于捍卫体育的特殊性这一公共利益,但晚近以来西方开始基于人权法对此类条款效力加以审查,并坚持比例原则。中国长期的"举国体制"导致运动员权利保护意识淡薄,在体育职业化发展进程中,应当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构建运动员权利保护机制,加强对不公平操守条款的合法性审查。     

权利抑或特权：奥运会参赛权法律性质辨析——平昌冬奥会俄罗斯运动员及辅助人员体育仲裁案例述评

俄罗斯国家奥委会遭国际奥委会(IOC)暂停成员资格,导致很多无辜运动员无法参加平昌冬奥会,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平昌冬奥会特别仲裁机构处理的数起案件均涉及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问题。俄罗斯运动员在仲裁程序中败诉的主要原因是《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运会是IOC的专属财产、任何人不拥有参加奥运会的所谓权利、IOC可以拒绝任何人参赛而无须出具理由。IOC运用对奥运会的专属权利,无正当合理理由拒绝符合参赛条件的俄罗斯清白运动员参赛,有构成垄断的嫌疑。符合参赛选拔条件、且不存在禁止性限制因素(如兴奋剂禁赛处罚在身)的清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是他们的权利,而不是IOC赋予他们的特权。切实保护运动员参赛权利是各国法院和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处理体育参赛资格案件中的一贯立场,平昌冬奥会仲裁庭的实践过于保守。奥林匹克运动体育善治的改革,要求必须对《奥林匹克宪章》进行修改,最大限度地保护运动员的参赛权利,实现《运动员权利与义务宣言》的宗旨。     

集体兴奋剂事件中对清白运动员甄别的法律问题

国际体育组织针对俄罗斯集体兴奋剂事件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首要的处罚措施是中止俄罗斯国家体育联合会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会员资格,后果之一便是俄罗斯运动员被集体禁赛,丧失参赛资格。部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同意对清白运动员适用甄别规则,保障其合法参赛权利。认为支持适用甄别规则的实践具有正当性,但现有的甄别规则并不完美,仍须建立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为核心的统一甄别机制,通过该机制明确甄别规则制定与审查的主体,实现甄别规则的公正合理,形成互联互通、反馈迅速的甄别体系。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仲裁案件述评

国际体育仲裁院在温哥华冬奥会上设立的特别仲裁机构共仲裁了4起案件,这些案件都涉及到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在这些案件中,特别仲裁庭对有歧义的参赛资格规则采用的是严格的字面解释原则,对参赛资格决定做出的程序进行了审查,仲裁机构明确了自己无权直接修改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参赛资格条款.温哥华冬奥会体育仲裁的实践,为今后奥运会参赛资格纠纷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体育仲裁实践述评——兼论《亚奥理事会章程》中争议解决规则的缺陷与完善

国际体育仲裁院特别仲裁处（CAS AHD）在雅加达亚运会期间仲裁了3起案件。特别仲裁处仲裁庭通过合理运用解释方法填补了《亚奥理事会章程》中争议解决规则的漏洞，对仲裁庭自身管辖范围进行扩大，保障了未取得正式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和国家（地区）体育协会的诉权。但仲裁裁决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有缺陷的争议解决规则。这种有缺陷的规则不符合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善治的趋势，应参考其他区域性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进行修改。第三方体育仲裁机构通过发挥准司法能动性，能够帮助完善体育自治。     

论我国入籍运动员的权利与义务——以足球领域入籍运动员为切入点

入籍运动员平等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并平等承担相应义务，但基于入籍运动员在身份、职业、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需要对其入籍到退役全阶段权利义务进行特别规定。在入籍阶段，其面临入籍条件与参赛资格的双重制约，需要满足入籍国国籍法及相关国际体育组织的规章制度；在职业发展阶段，其也面临公平竞争与人格利益方面的权利保障与义务履行问题；在退役阶段，其劳动者法律地位与社会保障也需特别加以明确。     

论我国入籍运动员的权利与义务——以足球领域入籍运动员为切入点

入籍运动员平等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并平等承担相应义务，但基于入籍运动员在身份、职业、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需要对其入籍到退役全阶段权利义务进行特别规定。在入籍阶段，其面临入籍条件与参赛资格的双重制约，需要满足入籍国国籍法及相关国际体育组织的规章制度；在职业发展阶段，其也面临公平竞争与人格利益方面的权利保障与义务履行问题；在退役阶段，其劳动者法律地位与社会保障也需特别加以明确。     

体育领域年龄歧视的法律规制

年龄歧视是一种新的歧视类型,在体育领域也有体现。主要包括因为年龄歧视丧失从业资格,运动员因为年龄歧视无法获得参赛资格。在美国,《就业年龄歧视法》对规制体育领域的年龄歧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际体育组织忠诚条款的合法性:基于欧盟竞争法的考察

欧盟委员会于2017 年12 月裁定国际滑冰联合会规则违反欧盟竞争法，导致对国际体育组织规则中常见的忠诚条款开始重新审查。欧盟法可以适用于体育领域的经济活动，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国内竞争主管部门处理了一些有关忠诚条款的体育争端，但大多数以体育组织修改相关规则、当事人达成和解以及欧盟委员会结束调查的形式结案。此类忠诚条款对体育运动治理的"金字塔"式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是否违反欧盟竞争法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国际滑联案裁决无疑会进一步推动体育运动的商业化并加强对运动员等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     

体育纪律处罚规则的冲突与适用问题探讨——以“广州恒大俱乐部诉亚足联”案为例

“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诉亚洲足球联合会”案从新法与旧法以及特别法与一般法两个方面，展现了体育纪律处罚规则在适用中产生的冲突。解决此种冲突，不仅要明确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的规则选择权，还需借鉴法律冲突适用规则——有利法优于不利法以及特别法先于一般法。其中，要注意有利法优于不利法存在的限制。另外，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在运用特别法先于一般法规则，讨论两个法条是否构成包容与被包容关系时，突破了法条竞合的传统判断，此处的裁决理由需要补充。该案启示中国体育界人士要善用体育纪律处罚规则适用规则；同时，为使中方当事人日后能更好应对此类案件，国内体育纪律处罚规则应该与国际、区际的体育纪律处罚规则保持一致。     

《欧洲人权公约》与国际体育仲裁的关系综述

目前学界对《欧洲人权公约》（ECHR）与国际体育仲裁的关系研究,主要从ECHR对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仲裁程序、CAS案件实体问题的适用两个方面展开。除了ECHR第6.1条对CAS仲裁程序具有直接横向效力这一已为实践支持的结论外,学界对ECHR的刑事程序性条款和实体性人权条款在CAS仲裁中的适用效力,仍存在争议。虽然否定其效力者解释了当前实践的合理性,但是支持其效力者的论述更有说服力,他们通过分析体育纪律处罚的准刑事性、体育仲裁的强制性和体育组织规则与人权保护的冲突,呼吁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构以合体系的方式统一直接适用ECHR相关条款,并建议改革CAS内部机制。既有研究为未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研究可以补充国际法视角：联结ECHR与国际人权法,丰富CAS仲裁的法源;结合传统法理学和新兴国际法学理论,加强规范研究;从不同主体、具体条款着手探索ECHR在CAS仲裁中的适用,以及CAS仲裁对ECHR的作用。     

西班牙兴奋剂争议解决:纪律模式和兴奋剂犯罪

虽然反对兴奋剂的各类国际法律文件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但由于具有盎格鲁-撒克逊风格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C)包含不同的私法规则,并非所有国家都会承认或在其国内法中进行修改,使其具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所期望的应有约束性,因此越来越有必要形成一套更加严格和有效的干预规范。随着体育运动与人权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各类体育组织和联合会也应当更加尊重保障人权的普遍法律文件,尤其是在进行国际体育仲裁时,尊重并保障被指控兴奋剂违规运动员的辩护权就相当重要。关于兴奋剂争议解决程序和解决方案,西班牙国家法院已有不同路径,但自2021年11月西班牙《反兴奋剂法》颁布以来,国家法院的权限受到限制,仅在某些情况下才能诉诸国际体育仲裁院(CAS)。此外,虽然西班牙在《刑法典》的危害公共卫生罪中规定了兴奋剂犯罪,同时规定了法院对国际范围内运输、贩运兴奋剂物质和方法的行为具有管辖权,但适用该罪名的有效刑事制裁较少。因此,在体育经济市场不公平竞争的大背景下,应当将兴奋剂犯罪列为一种经济犯罪进行惩罚。     

论体育法学体系的构建

与我国体育法治体系相比，体育法学体系的构建具有滞后性，因此亟需对体育法学体系进行构建。我国体育法学体系的现状为已有规范基础、已有体系构型、已有全球化倾向和已有相应热度。体育法学有着行政法学、社会法学、程序法学和国际法学的学科基础，而从法学部门划分的相对性、体育法学的规模性、其他部门法学无法覆盖以及体育法的法文化关联等方面分析，体育法学已表现出独立性。体育法学体系的构建应当包括体育行政管理制度的研究部类、体育社会动员制度的研究部类、体育违失救济制度的研究部类和国际体育规则的研究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