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

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战略激进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两职合一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会更显著。再者,研究发现控制权维护条件下激进的战略调整会相应增加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操纵程度。最后,基于综合评估经济后果的视角,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形下,公司激进的战略调整并不利于公司的未来价值提升。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独立董事与审计费用

股权质押是一种权利质押，以其方便快捷、不具有股权稀释性、可以增加限售股流动性的特点，被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普遍应用。然而，股权质押这种融资方式也会给上市公司带来很大风险，从而引起审计费用的变化。独立董事是公司治理中重要的监督机制，可以改善公司经营环境、控制公司经营风险，因此选取独立董事特征作为调节变量进行验证。选取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回归分析、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审计费用会随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股权百分比的提高而增长；独立董事规模和学历水平可以弱化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性别构成不存在调节效应，即独立董事中的女性独立董事占比对两者的关系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的策略性披露北大核心CSSCI

业绩预告是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管理层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中国股权集中程度较高,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为突出,控股股东在利益驱动下有能力与管理层合谋,影响业绩预告的披露。但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及其行为难以直接识别,近几年流行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业务为此提供了研究视角。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以2005年至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有序Logit和OLS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产权性质、董事会结构、股市周期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股票收益率和股权资本成本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的长短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更高,但股权质押降低了积极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提高了乐观偏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当年,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更高。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政策变化后,基本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前更有可能披露积极的业绩预告;董事会结构和股市周期对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没有影响;质押后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上市公司披露积极业绩预告的概率越大。短期内,积极业绩预告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控股股东高位质押,但长期看质押削弱了积极业绩预告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研究结果为控股股东利用信息披露进行市值管理提供了进一步证据,丰富了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交易驱动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实践意义上,对上市公司优化治理结构、中小投资者全面理解业绩预告、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

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分析证明，股权质押比率越高的公司，越存在两种盈余操纵行为。同时，引入分析师关注探讨外部监督是否对这一关系存在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对应计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而对真实盈余管理起到促进作用，且在高股权质押比率的公司中，这种调节作用更加明显。建议：监管机构应继续完善股权质押的披露机制，持续跟踪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重点关注股价突破警戒线和平仓线的公司；对高股权质押比率的上市公司，应关注其真实盈余操纵的情况；质权人应谨慎评估上市公司的信用状况，及时跟踪了解公司的质押状态，如果质押比率过高，就要引起重视；上市公司应合理规划融资方案，考虑股权质押的风险和成本以选择合适的融资组合，在预测公司的业绩和股价后，再选择质押的数量。     

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数据为基础,对外部治理环境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由于不同产权性质下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动因的差异,这种关系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

本文以2003~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审计师会增加审计投入、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且出具更多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控制股东股权质押增大了审计师面临的业务风险和审计风险,进而导致了审计师的上述风险应对行为。此外,本文还发现:(1)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审计师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应对行为在国有企业里显著弱化;(2)相对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应对行为更加明显,但主要体现在增加审计投入和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两个方面。本文丰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关结论对于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上市公司“高送转”吗?

不能给投资者提供任何额外回报的“高送转”却总能带来显著的正市场效应, 这一非理性现象也被部分上市公司利用进行利益输送, 帮助内部人减持、定增投资者撤退, 而存在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为了降低质押物爆仓风险也期望提升股价, 因此本文以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视角作为切入点, 在控制前述两种利益动机之后, 研究其对上市公司“高送转”的影响, 结果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进行高送转的概率更高, 且股权质押数量越多, 上市公司越易进行高送转,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 同样存在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 股价下跌的更容易推出高送转.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高送转”背后的动机, 也为监管机构近期关于加强对“高送转”现象监管和问询的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控股股东决策控制、CEO激励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国际化是企业重大战略举措,控股股东和CEO分别作为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对国际化经营存在深刻影响.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国际化经营数据,基于代理理论的研究表明,当控股股东拥有战略决策控制权时,企业更可能采用国际化战略,并且国有控股股东比民营控股股东更倾向于采用国际化战略.采用国际化战略后,国际化扩张的快慢取决于CEO努力程度,控股股东需通过适当的激励机制调动CEO的积极性.总体上,薪酬、股权激励均有助于实现CEO激励相容,但股权激励的效果更为突出.对民营企业而言,股权激励的效果优于薪酬激励;而对国有企业而言,薪酬激励的效果更佳,股权激励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本研究清晰有效地区分了控股股东和CEO分别作为战略决策、执行者对公司战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控股股东与CEO之间存在的协同作用,为CEO激励机制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派现水平的联动关系研究

基于股权结构内生性的假定,采用面板数据动态地研究了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对股权制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中小股东并不把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至少是正常派现)视为控股股东的掏空方式,在控股股东完全控制的上市公司这种情况更为显著.考虑到股权结构在静态指标上表现出外生性的一面,同时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发现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派现水平之间存在着联动作用:派现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度越低;股权制衡度越低,上市公司的派现水平越高.     

控股股东自利行为选择与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关系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内外生双重属性

本文通过检定公司股权结构的内外生双重属性以及探索公司股权制衡的影响作用,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自利行为的选择与股权制衡之间的关系。站在股权结构外生性的角度,股权制衡能够制约控股股东与其控制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以及侵占型关联交易行为,但无法制约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主要是因为公司中小股东把关联交易而不把派现视为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站在股权结构内生性的角度,股权制衡受到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的影响,表现为关联交易使得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增强,但上市公司派现行为降低了这一制衡作用,而且在考虑股权结构内生性的情况下,股权制衡度对控股股东自利行为的制约作用减弱甚至消失。     

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研究:大股东异质特征和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三个层面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路径,并以我国沪深A股2009年至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控股层级高和两权分离度大,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国有性质和集团控股的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显著,成为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在滞后两年的抑制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及情境差异,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政府行为、股权安排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盈余质量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0至2005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政府控制的特殊经济环境下,股权安排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试图从会计契约角度对公司治理有效性做出新的诠析。本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而第二大股东则对控股股东的壕沟防御效应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研究还发现,在政府行政干预力度加大和内部人利益侵害行为加剧的双重推动下,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将进一步被降低。     

困境公司价值相关性研究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探讨了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发现在决定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的因素中 ,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对困境公司和正常经营公司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经营困境公司 ,权益的账面价值与股价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而盈余与股价之间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于正常经营公司 ,盈余与股价之间有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完善上市公司的退市规则和破产法规 ,完善公司上市制度对于健全中国的证券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效率视角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具选择研究

本文运用2011-2016年发布股权激励计划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激励效率的角度，探讨公司规模、成长性及产权性质等异质性要素如何影响公司股权激励工具的选择。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能够显著影响股权激励工具的效率，大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股票期权，而小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限制性股票；且公司成长性越高，上述匹配关系对股权激励效率的影响越显著。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选择股票期权作为股权激励工具比限制性股票更具有激励效率。     

股权比例、过度担保与隐蔽掏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证据

本文借鉴LLSv的掏空模型,模型化推导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隐蔽掏空模式,建立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程度的分段函数关系.以200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386起事件为样本,并把样本分为过度担保组和适度担保组,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过度担保样本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而适度担保组的市场反应为正但不显著,由此推测过度担保的上市公司具有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倾向.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家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而言,60%均是其有效的临界点.当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60%时,大股东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但回归系数不显著;当持股比例高于60%时,则产生了显著的利益协调效应.能有效地抑制掏空.通过分类变量和股权临界变量的多种组合,回归发现,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程度更高;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相比.国家持股比例变量的股权临界值对CAR的影响更加显著.     

最终控制人性质、两权分离度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兼论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差异

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严重分离会影响其公司价值,进而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本文以2004-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状况对机构投资者总体和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所有权比例越高,两权分离度越小时,机构投资者(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而且两权分离度指标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机构投资者总体上能够做到自我利益保护,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在各个类型机构投资者中存在显著差异.     

重要股东市场行为引导下的利益趋同与壕沟防守效应

重要股东的市场行为不仅会对股价造成直接影响,还因其影响公司成长、与其他投资者的利益相冲突而倍受证券理论与实务界的关注。本文以存在增减持行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按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成长性指标,通过对重要股东增减持股票与公司成长性间的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其市场行为在多因素综合影响下对利益趋同与壕沟防守效应的催化作用。实证结论显示:重要股东增持总会强化利益趋同、减持强化壕沟防守;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壕沟防守效应越明显,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利益趋同效应越明显,体现了股权制衡与股权控制的平衡关系。     

股权分割、公司业绩与投资者保护

本文首先回顾了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文献 ,发现并没有一致的实证依据证明股权分割损害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在此基础上 ,我们构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上市公司1995～2001年的面板数据样本 ,对上市公司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及公司上市后的业绩变迁进行了实证的研究 ,结果发现:(1)公司的业绩与非流通股 (国家股、法人股 )比例呈显著的U形关系 ,非流通股独大或独小并没有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相反适度混合的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是最不利的;(2)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经营业绩整体呈逐年加速下滑趋势 ,而股权分割的差异对该趋势无显著的影响。我们认为 ,把股权分割当成是中国股市问题的核心是具有误导性的 ,私有产权和全流通并不能消除股票市场的委托代理问题。我国股票市场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无法对政府、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剥削行为进行约束 ,导致市场诚信的丧失。在制度性缺失的环境中 ,不同性质的公司控制者的行为方式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们认为股权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投资者保护为基础 ,在我国大陆法系的架构下 ,当务之急是推动立法保护私有产权的合法权益 ,并通过引入“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效率     

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合谋侵占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期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与管理者合谋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正相关,而非控股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控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负相关;集团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程度显著高于非集团控股股东;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与控股大股东的资金占用正相关;地区法治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也对控股股东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越少。     

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国内现有文献关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上市公司通过股利分配实现股东高回报率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较少,而国外从税收政策变化和税负差异的角度研究股利政策财富效应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为此,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特殊治理结构,以2003-2004年所有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表明,分配现金股利使非流通股股东实现高回报率,流通股股东获得股票股利的较高短期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