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9年至200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回避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市场因素,研究股权结构、高管持股对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其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也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至40％之间时,其持股比例和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发挥显著的作用。不同的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和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设计公司治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股权制衡对并购中合谋行为经济后果的影响

以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股权制衡对并购活动中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影响。通过大股东效用模型论述股权制衡的治理功效,构建以Shapley指数计算的股权制衡度变量,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6年的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对模型推论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尝试以并购手段掏空上市公司时,将采取向高管人员提供利益回报的方式与其合谋。如果公司中存在制衡股东,高管人员获取私有收益的空间将被压缩,低效并购造成公司业绩损失的情况也会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当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时,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高管人员通过并购获取的私有收益越少,公司的并购绩效也越好。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

当今公司代理问题研究焦点已经从第一类代理问题转向第二类代理问题,即向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随着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对民营上市公司研究也成为一个焦点.由于民营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股权集中度高的现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掏空行为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本文从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视角,构建实证分析模型,得出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大股东掏空行为呈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能有效地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等结论.     

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

在La Porta 等的研究模型基础上引入股权制衡等因素,在最终所有权框架下探讨大股东控制和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最终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正相关,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负相关,股权制衡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地存在或不存在,而是取决于控制股东的最终所有权状态.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高的公司中,股权制衡对大股东剥削行为的约束作用显著;但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低的公司中,股权制衡可能因为导致大股东之间讨价还价而带来精力耗散,表现出更差的公司绩效.此外,股权制衡作用在相对控股、政府控制和低竞争行业公司中最为显著.     

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良好的公司治理对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研究和实践既是银行业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银行业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用36家商业银行2005年的截面数据,对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人员薪酬激励等四个治理机制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与非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绩效不存在显著差异,第一大股东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外部大股东能显著地提高银行绩效.董事会与监事会规模与银行绩效正相关,但独立性难以得到保证.此外,高管人员薪酬激励不能改善银行绩效.     

高管从军经历影响公司治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军经历影响高管行为选择和管理风格,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采用2004-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样本,以盈余管理程度以及审计意见类型作为反映公司治理的代理变量,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从军经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有过从军经历的高管所在民营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以及实施盈余管理的程度相对更低,国有企业则不显著;制度环境影响高管从军经历的治理效应,表现为所在地区政府干预越弱时,高管从军经历对于完善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作用越大;高管从军经历与MBA教育在影响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方面具有替代效应,且从军经历具有更为重要的稳定影响;管制行业民营企业高管从军经历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理解我国企业高管从军经历对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以及拓展高管异质性影响公司决策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股权比例、过度担保与隐蔽掏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证据

本文借鉴LLSv的掏空模型,模型化推导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隐蔽掏空模式,建立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程度的分段函数关系.以200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386起事件为样本,并把样本分为过度担保组和适度担保组,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过度担保样本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而适度担保组的市场反应为正但不显著,由此推测过度担保的上市公司具有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倾向.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家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而言,60%均是其有效的临界点.当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60%时,大股东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但回归系数不显著;当持股比例高于60%时,则产生了显著的利益协调效应.能有效地抑制掏空.通过分类变量和股权临界变量的多种组合,回归发现,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程度更高;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相比.国家持股比例变量的股权临界值对CAR的影响更加显著.     

新股发行、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激励

理论研究认为基于会计信息的高管薪酬制度安排是高管实施盈余管理的诱因之一。本文以新股发行过程为特定的研究背景,实证考察发行公司会计信息对高管薪酬激励产生的直接影响。通过对我国资本市场2001-2007年的新股发行公司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下,公司高管通过盈余管理显著提高了货币薪酬水平。第二,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发行公司与没有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发行公司相比,前者现金流量的平均水平显著较低,而操控性应计的平均水平显著较高,表明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公司很可能普遍存在收益增加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显著增加了其股权激励价值。近几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高速增长以及相关约束机制的缺乏很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次大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次大股东的视角研究了次大股东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绝对控股股权结构下,次大股东不能对控股股东的投资行为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当次大股东为机构投资者时,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将负债分为高低2组,在高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低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能促进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此,我国上市公司的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其治理作用未能发挥。     

监督还是掏空: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

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究竟会导致大股东更有动力监督管理层,并降低其掏空动机,还是更有能力掏空上市公司、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呢?为此,本文以2003~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在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这支持了"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但不支持"更多掏空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大股东持股同时通过"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不但深化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对于深入理解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防范股价崩盘、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大股东性质与企业绩效——国有股减持的一个经验证据

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大股东所有权性质变更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所选样本在样本区间的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企业由政府直接控制型公司转变为非政府直接控制型公司后,仅表现出显著的盈余管理,公司盈利能力没有发生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其中发生了高层管理人员更换(简称“高层更换”)的公司,短期盈利能力显著提高;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企业,盈利能力得到了根本改善。研究结果为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多元化提供了经验证据,论证了引入市场导向的大股东、健全经营者任免机制和加强市场竞争对深化企业改革的意义。     

制度变迁、国家控股与股权激励

本文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基于中国国有企业与制度变迁背景,就经理人股权激励与公司价值关系进行分析,并以2001-2006年宣告实施股权激励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的改善作用。结果发现,对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实行股权激励能提高公司价值,受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股权激励更能明显增加公司价值。并且,股权分置改革这种制度变迁进一步改进了原有的激励效果。上述研究发现为理解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改善、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大股东治理及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研究综述

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股东的出现可以解决股东分散带来的搭便车问题,减少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但同时,大股东的出现又带来了另一个代理问题: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从股权集中的现状、大股东出现的原因、大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等方面,对近年来有关大股东治理和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并对这一领域内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     

权威董事专业性、高管激励与创新活跃度研究

通过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2015年的数据, 实证检验了权威专业董事通过高管激励影响创新活跃度的逻辑链条.发现权威专业董事通过影响高管激励的结构与水平增强了企业创新的活跃度, 且不同类别的权威专业董事均能够产生积极作用.这种影响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实质性创新, 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效率, 并使之具有可持续性.研究结论在对主要变量采取不同度量方式以及控制了内生性等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权威专业董事职能发挥的途径, 增补了上市公司高管激励的经验证据, 同时, 为董事会治理有效性的识别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当前企业高管创新激励机制的匹配性设计, 以及监管部门完善董事会治理规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从终极控制人的股权属性、金字塔控制结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3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纵向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最小,地方政府和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控股股东更多地通过生产性经营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控制的股东则更多地通过非经营性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对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越严重;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越严重,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有分离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公司。     

最终控制、权力制衡和公司价值研究

本文基于最终产权的观点,追溯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链,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的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并没有发生分离.考虑权力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和其现金流量权分离越大时,公司价值越低.股权制衡和控制权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越高.说明在目前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非常重要.     

通胀对高管的股权激励和工作努力策略的影响

股权激励能够使得公司与高管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并且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高管不可观测的工作控制着公司股票价格。由于高管的真实财富受到市场通胀不确定性的影响,本文研究了通胀环境下,以风险厌恶和工作努力效率为特质的高管,在银行无风险资产账户、市场投资组合和公司股票间寻求最优配置以达到个人终端真实财富预期效用最大化。首先利用伊藤公式得到了高管的真实财富过程;其次利用动态规划原理构建了满足最优工作努力策略和股权激励问题的哈密尔顿-雅可比-贝尔曼（HJB）方程,并找到了解析解;最后对结果进行了数值模拟,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通胀风险对高管的股权激励和工作努力策略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由于通胀不确定性影响着高管财富的实际价值,当高管财富效用服从对数函数时,公司股票占高管个人财富的最优比例不受通胀风险影响,但是高管在市场投资组合的投资比例随通胀波动率的增加而下降,进而影响到高管对市场投资组合账户和银行无风险资产账户的投资比例。高管的财富效用服从幂函数时,对于长期契约,股权激励代表的长远共同利益引导着高管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激励着高管付出更高水平的努力,此时通胀带来的货币贬值风险对高管的的影响较小;而对于短期契约,长远共同利益的缺乏和通胀风险的变大诱导着高管的短视行为,高管将减持公司股票并且减少努力。本文所得结论对公司的股权激励理论做了有益的补充。     

高管权力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视角

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视角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以2004 -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1)总体上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而高管权力的增强会降低其因业绩低劣而被强制性更换的可能性,表明国企高管的权力在高管变更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职位堑壕效应;(2)发生了高管变更的公司其未来业绩有明显的提高,但这一促进效应仅在权力较小的高管被变更后出现,而权力较大的高管被变更后公司业绩并没有得到改进;(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权力寻租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公司治理和高管选聘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Executive remuneration standards and the “conformity gap” at controlled corporations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ormity to executive remuneration standards,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the level and structure of CEO compensation for large European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years 2007 and 2010. We show that controlled corporations conform to executive remuneration standards less than widely held firms. We also show that weaker compliance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CEO pay and more cash-based incentive structures. We interpret this “conformity g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firms and from a societal perspective, with the aim to contribute to frame the policy questions concerning executive pay at controlled corporations. Different policy implications depend on whether the conformity gap reflects a lower need for managerial incentives, given the monitoring by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or the latter’s willingness to extract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We argue in this paper that the former hypothesis prevails, so that regulators should abstain from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enforcement of executive remuneration stand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