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与择时披露

本文从股权集中度视角出发,分别探讨了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择时披露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的概率呈正U型关系;对于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由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控制链较长,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问题严重,我们又从终极控制权,以及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角度研究了民营上市公司择时披露的影响因素。与股权集中度影响类似,我们发现在民营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权持股比例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正向关系。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上市公司“高送转”吗?

不能给投资者提供任何额外回报的“高送转”却总能带来显著的正市场效应, 这一非理性现象也被部分上市公司利用进行利益输送, 帮助内部人减持、定增投资者撤退, 而存在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为了降低质押物爆仓风险也期望提升股价, 因此本文以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视角作为切入点, 在控制前述两种利益动机之后, 研究其对上市公司“高送转”的影响, 结果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进行高送转的概率更高, 且股权质押数量越多, 上市公司越易进行高送转,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 同样存在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 股价下跌的更容易推出高送转.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高送转”背后的动机, 也为监管机构近期关于加强对“高送转”现象监管和问询的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股权分置改革后控股股东代理行为实证分析

本文借助所构建的控股股东代理行为指数,对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控股股东代理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通过控制上市公司董事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间接侵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比较普遍;大股东间的股权制衡对控股股东代理行为有抑制作用;增加独立董事比例、保障中小股东的投票权,减少隶属于控股股东单位的公司董事数量,建立适度规模的董事会有利于抑制控股股东代理行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

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战略激进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两职合一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会更显著。再者,研究发现控制权维护条件下激进的战略调整会相应增加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操纵程度。最后,基于综合评估经济后果的视角,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形下,公司激进的战略调整并不利于公司的未来价值提升。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信息披露的治理作用研究——以管理层盈余预告为例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盈余预告披露数据为例,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对信息披露的治理作用。结果发现:(1)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管理层采取的盈余预告精确性提高(更具体的形式和更小的误差),及时性也增强;(2)银行、财务公司类机构、一般基金类机构对管理层盈余预告选择的积极治理作用相对较强,而养老、保险类机构对管理层盈余预告选择的积极治理作用则相对较弱;(3)处于不同持股规模时,管理层盈余预告的精确性、及时性均随着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比例增大而提高。但是,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易导致了管理层盈余预告的乐观态度倾向;(4)股权分置改革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管理层盈余预告披露选择的积极治理作用比股权分置改革前有所增强。建议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规模和专业素质以优化投资者结构,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家族企业控股股东强化控制权的路径分析

家族企业社会化过程中,家族控股股东为获得控制权收益,往往会强化其控制权。本文认为控股股东强化控制权的主要路径包括股权资本强化路径和社会强化路径,股权资本强化路径主要包括构建金字塔控股结构和交叉持股结构,社会资本强化路径是指以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的董事会、经理层的人员构成,强化控制权。家族企业控股股东往往综合使用此两类路径强化其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     

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基于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2012-2016年的样本数据，运用STATA14探讨了上市公司发生股权质押后，相较不存在股权质押的公司是否会更有可能进行市值管理，以及股权质押、股权激励和市值管理三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基于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控股股东在发生股权质押行为后，为了避免股价发生异常波动或者持续下跌从而引发公司治理层面的风险，相较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形的公司的确更有可能进行市值管理；进一步分析发现，股权质押后，控股股东会通过股权激励这种手段来进行市值管理。     

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数据为基础,对外部治理环境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由于不同产权性质下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动因的差异,这种关系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     

基于风险视角的董事会相对权力与产品市场竞争力关系研究

利用2004~2012年928家深沪上市公司9年8 352个年度样本的大样本面板数据,从董事会治理风险的角度,验证了董事会相对管理层权力对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检验了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不考虑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的调节作用时,董事会相对权力同产品市场竞争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考虑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对董事会相对权力与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之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控股股东性质对董事会相对权力与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之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

本文以2003~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审计师会增加审计投入、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且出具更多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控制股东股权质押增大了审计师面临的业务风险和审计风险,进而导致了审计师的上述风险应对行为。此外,本文还发现:(1)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审计师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应对行为在国有企业里显著弱化;(2)相对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应对行为更加明显,但主要体现在增加审计投入和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两个方面。本文丰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关结论对于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

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分析证明，股权质押比率越高的公司，越存在两种盈余操纵行为。同时，引入分析师关注探讨外部监督是否对这一关系存在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对应计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而对真实盈余管理起到促进作用，且在高股权质押比率的公司中，这种调节作用更加明显。建议：监管机构应继续完善股权质押的披露机制，持续跟踪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重点关注股价突破警戒线和平仓线的公司；对高股权质押比率的上市公司，应关注其真实盈余操纵的情况；质权人应谨慎评估上市公司的信用状况，及时跟踪了解公司的质押状态，如果质押比率过高，就要引起重视；上市公司应合理规划融资方案，考虑股权质押的风险和成本以选择合适的融资组合，在预测公司的业绩和股价后，再选择质押的数量。     

创业板上市公司文本惯性披露、信息相似度与资产定价——基于Fama-French改进模型的经验分析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董事会报告”的重要内容,为投资者提供了管理层如何看待企业经营状况的历史信息及未来事项的前瞻性信息,在投资者决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管理层披露的MD&A信息不能按时间推移和公司经营状况变化进行动态调整,那么将会对资本市场产生何种影响,这是投资者与监管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2010年-2012年披露的MD&A文本信息为样本,以“信息相似度”为文本惯性披露行为的计指标,运用改进后的Fama-French资产定价模型,实证检验了MD&A信息相似度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经验证据显示信息相似度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从终极控制人的股权属性、金字塔控制结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3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纵向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最小,地方政府和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控股股东更多地通过生产性经营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控制的股东则更多地通过非经营性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对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越严重;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越严重,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有分离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公司。     

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纳税筹划方案抉择及其市场价值:基于J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

纳税筹划是实务界与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领域,现有研究大量讨论了公司纳税筹划行为的决定因素及其经济后果,但仍存在巨大争议。一方面,纳税筹划节约了现金流,提升股东价值;另一方面,代理问题使企业的纳税筹划方案更可能有利于控股股东或管理层,而非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从而可能降低企业价值,最终纳税筹划方案的经济后果取决于上述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本文基于某上市公司(J有限公司)收购大股东土地案例,分析了代理成本影响公司税务决策的路径及其经济后果。本文发现,控股股东构造了较为复杂的股权转移交易方式,为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节约了大量税务成本。但由于代理成本的存在,在多种纳税筹划方案中,控股股东并未选择对上市公司最为有利的方案,而选择了能够取得现金最多,控股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方案。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市场非常关注该企业的纳税筹划行为,与本文搜集的对照样本相比,尽管J公司的控股股东未选择最优的方案,但投资者仍给予了该纳税筹划行为以积极反应,提升了企业价值。本文为研究代理成本影响公司税务决策的机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资本投资控制权的私有利益攫取研究:评述与探析

控制权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为治理结构影响财务决策的重要方面,随着治理机制中不同利益主体代理冲突的演化而被不断赋予新的研究内涵。基于股权分散和集中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本文首先在理论上阐释了企业实际控制人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实质;然后,从实际控制人利益动机、控制权结构和资本投向三个方面系统评述了资本投资的控制权私利攫取机制和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设置特征和控制权配置格局,探析了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能力和实现条件;最后,从资本投向之间的挤占、资本投资的结构异化和控制权结构的设置等方面指出了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及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启示。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未来盈余定价——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

本文探讨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的影响,并进一步将企业未来盈余分解为行业成分和公司特质成分,考察股权激励对不同成分未来盈余定价的影响,以及不同模式股权激励对上述关系影响的差异。利用实施股权激励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6年间的数据,本文发现：（1）股权激励提高了当期股票收益率与企业未来盈余的相关性。说明管理层股权激励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2）管理层股权激励并不影响投资者对行业成分未来盈余定价,但会加速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定价;（3）管理层的股票型激励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同时也能加速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定价,但股票期权激励并无上述作用。研究结果意味着,整体而言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信息披露的代理问题,激励管理层向外部投资者披露更多高质量的公司基本面信息,从而降低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信息的搜寻成本,最终通过加速公司特质未来盈余信息融入股价来促进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本文揭示了管理层股权激励促进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的微观机制,同时,研究结论对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效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央企董事会试点、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

为了建立健全央企的治理结构,使其规范行使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国资委自2004年6月开始逐步对央企实施董事会试点改革(1)。基于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分析控股股东董事会建设对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采用2002~2015年沪深交易所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央企董事会试点显著降低了控股上市公司的两类代理成本,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央企持股比例较低的上市公司。进一步的检验发现,相对未纳入试点范围的央企,那些试点央企的控股上市公司在试点后3年内拥有显著更高的经济增加值和股票回报率。上述结论不仅从控股股东的视角为董事会的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为央企董事会试点的积极效果提供了实证证据,从而对推进和深化国有企业的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最终控制、权力制衡和公司价值研究

本文基于最终产权的观点,追溯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链,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的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并没有发生分离.考虑权力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和其现金流量权分离越大时,公司价值越低.股权制衡和控制权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越高.说明在目前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