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增发股票与发行公司债券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财务特征角度

本文以2007年8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增发股票或发行债券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借助描述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上市公司融资工具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倾向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与非负债税盾、成长性、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与资产担保价值正相关但不显著。同时,分析表明股权集中度会影响公司融资工具的选择,而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公司融资工具选择的关系不显著。     

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股权激励计划是指授予公司高管一定的股权以激励他们更好地从公司股东角度决策,从而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本文选取了2009—2011年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通过实证研究分析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相对于现金薪酬激励,股权激励更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且高管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从所有制出发,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更多,且作用更为明显;从激励方式出发,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都有助于提升公司绩效,但前者的激励效果更好。     

基于激励模式视角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益定量研究

本文选取2010年在上海、深圳股票交易所施行股权激励的31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得出: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效益之间存在负的相关关系,激励模式为股票期权与非股票期权的公司相比,实施股票期权的效果要差于非股权期权。     

我国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研究

自200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以来,我国企业开始逐步采取股权激励政策来解决委托代理矛盾,其中就包括股票期权的激励制度。然而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和阻碍,因此人们对于股票期权是否可以真正的改善企业经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矛盾从而提高公司业绩这一问题存在诸多质疑。文章通过随机抽样抽取了20家实行股票期权的企业进行研究,以此来分析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关系。     

管理层股权激励

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中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为了提高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以委托代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上市公司在实践中股权激励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资本市场建设还不完善、股票期权制度不合理、缺乏有效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考核指标落后等,建议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完善现行的股票期权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经理人才市场、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等几个方面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     

我国股票期权的现状研究

股票期权实际上是一种激励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并且发挥了强有力的激励作用,它的出现是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象征,它改善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然而在我国股权激励的效率却很低,因此对我国股票期权的研究就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行权价操纵与送转股

以2006年1月1日～2008年7月30日沪深两市首次披露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和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经理人的行权价操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票股利和公积金转增是经理人操纵其股票期权收益的主要方式,影响送转股的主要因素包括经理人的激励比例、股权集中度和股价涨幅等.大股东拥有比较强的控制地位,对经理人的操纵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股价涨幅是影响送转股水平的最主要因素,说明采用股票期权激励方式的公司,经理人有目的的利用提高送转股水平方式降低行权价格,通过市场的"价格幻觉"提高股权激励收益.     

股票期权激励与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操控行为

尽管股权激励能够提高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意愿，但也会引发其在业绩预测披露中的自利行为。由于管理层对业绩预测披露具有较强的自由裁量权，大量的研究表明管理层会操控业绩预测披露影响股价，从而增加其股票交易的私有收益。在此背景下，研究股票期权激励对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2006年至2015年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测和股票期权激励草案公告的数据，以业绩预测发布前后一个交易日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区分好消息和坏消息以及业绩预测消息的利好和利空程度，分别采用Logistic回归和OLS回归实证检验自利动机的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后是否会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来压低行权价格，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在股票期权激励草案公告前30个交易日内会披露更多的业绩预测坏消息，而在草案公告后30个交易日内会披露更多的业绩预测好消息；在草案公告前(后)披露业绩预测时，业绩预测的利空(利好)程度越大；管理层获授股票期权的价值占其总薪酬的比重越大，上述业绩预测操控行为的倾向就越明显；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时，更倾向于选择强制性披露，以降低被处罚的风险。草案公告前(后)30个交易日内有显著的负(正)累计异常收益率，说明投资者未能识别管理层的上述操控行为，管理层通过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成功压低了行权价格；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后)会有意进行悲观(乐观)的预测偏差，说明管理层确实操控了业绩预测披露，而并非仅根据业绩预测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披露来择机公告草案。 研究结论对监管层进一步完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加强对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监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议监管层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推出的时间窗口和业绩预测披露做一些限制性规定，如限制上市公司在业绩预测发布前后30日内推出草案，从而抑制高管利用业绩预测披露操控行权价格的自利行为。     

经理股票期权与受限制股票报酬的效果分析

股票期权激励和受限制性股票报酬是目前世界上常用的长期激励报酬形式,而企业经理却认为传统上使用的B-S公式对股票期权的估价"太高",相对于"价值相同"的受限制性股票,经理更愿意接受受限制性股票.我们通过经理获得这两种报酬的效用模型的比较,分析了风险厌恶型经理对股权报酬以及受限制性股票的估价,并进一步估计了企业向经理提供股权报酬的绝对损失.从而解释为什么经理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不佳的问题.     

浅谈股权激励效果的改进对策

2006年初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为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创造了条件。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的激励方式，是一种能改善公司治理，优化股权结构的激励制度，已经成为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公司经营管理者与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有效手段。为此本文提出了健全公司治理机构，培育职业经理市场，规范资本市场和建立科学的业绩评价制度等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提出了建议。     

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研究:大股东异质特征和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三个层面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路径,并以我国沪深A股2009年至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控股层级高和两权分离度大,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国有性质和集团控股的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显著,成为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在滞后两年的抑制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及情境差异,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基于KMV模型的我国上市公司价值评估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基于期权定价思想的KMV估值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的适用性.首先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对KMV模型进行了修正,然后利用修正后的模型对我国证券市场上的部分样本公司进行实证检验.表明KMV模型适用于中国证券市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非ST公司而言,通过模型估算企业的股权资本价值和企业总价值,不仅考虑了企业资产的现时价值,还考虑了企业未来获得良好发展前景的各种机会,是一个全面动态的过程;对陷入财务困境的ST公司,传统的价值评估方法无法对这些公司的价值和较高的股价做出合理解释,这些公司依然可以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有一个可观的公司价值,模型能够全面反映ST公司的净资产价值和虚拟价值--"壳"资源价值,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证券市场上越是被ST的公司越被追捧的情况.     

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多指数化和相对化设计及应用研究

股权激励契约效率受到经理人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激励扭曲现象.针对这些现象,论文把相对绩效评价思想融入到期权激励设计中,即期权激励契约中执行价格进行多指数化处理,并且把期权到期收益结构进行相对化处理,经过这样的处理就构建了多指数化相对股票期权的约定价格和定价模型;最后,在用实例对多指数相对股票期权激励效果进行检验时,并发现了两个重要特征:执行价格多指数化可以改变期权价值符号,由正值变为负值;期权收益结构相对化可以使期权价值发生数量级差异.     

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基于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2012-2016年的样本数据，运用STATA14探讨了上市公司发生股权质押后，相较不存在股权质押的公司是否会更有可能进行市值管理，以及股权质押、股权激励和市值管理三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基于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控股股东在发生股权质押行为后，为了避免股价发生异常波动或者持续下跌从而引发公司治理层面的风险，相较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形的公司的确更有可能进行市值管理；进一步分析发现，股权质押后，控股股东会通过股权激励这种手段来进行市值管理。     

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内部治理机制研究

面对弱效率的资本市场,如何有效地解决国内上市公司在融资选择时对股权融资的过度偏好成为实务和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除了现行研究所提出的完善资本市场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加强上市公司的外部调控和管制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从微观的公司治理角度来分析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来解释影响企业融资方式的内部因素,并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来提出完善融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要素。     

基于“不公厌恶”与“风险厌恶”的经理人持股激励契约

传统代理人激励模型建立在参与人自利性假设基础之上,本文引入"不公厌恶"和"风险厌恶"因素,由浅入深地研究激励因素、风险厌恶和不公厌恶三者对经理人最优持股契约的影响。发现经理人的风险厌恶倾向导致其减低持股比例,激励因素倾向于使经理人增加持股比例,而不公厌恶使得经理人持股比例在1/2左右。当经理人努力是不可缔约的且经理人是不公厌恶和风险厌恶时,为激励经理人进行智力投资,必须赋予其一定比例的股权,使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趋于一致,以降低由经理人不公厌恶产生的效用损失,进而降低委托代理成本。     

基于股票期权的商业银行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股票期权制度,也没有解决如何制定基于股票期权的最优激励约束合同的理论问题.文章对传统薪酬制度的激励机制和股票期权制度的激励机制进行了对比研究,然后利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构造导入股票期权的商业银行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研究表明,基于股票期权的薪酬制度优于传统固定薪酬制度和经营者年薪制;引入股票期权制度后在激励约束机制的相互制衡作用、以及银行股东和经理人在个人效用最大化条件下,可以达成最优合同.     

个股情绪、定向增发与大股东利益输送——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识别市场情绪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是公司金融领域的重要话题，但直接测度个股情绪，并分析其如何影响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行为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本文采用“隔夜收益法”度量我国上市公司的个股情绪，以股票日开盘价和收盘价的截面特征变化直接衡量单只股票的情绪值，并细致区分高涨与低迷情绪、强烈与缓和情绪，考察其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增发时机、增发规模和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利用个股情绪选择增发时机和增发规模的行为，且个股情绪越强烈，上市公司越倾向于进行定向增发和提高增发规模；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利用个股情绪调整增发中认购比例的利益输送行为，且个股情绪乐观时大股东倾向于向外部投资者增发股票、悲观时则倾向于向内部投资者增发股票；高价股、小市值和非国有特征的上市公司利用个股情绪选择增发时机、增发规模的行为更为明显，高价股和非国有特征的上市公司利用个股情绪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于识别个股情绪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及规范企业融资行为和制定投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股利分配决策模型研究

在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假设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条件下,建立恰当数学模型研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对公司股利分配决策和外部融资决策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当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对未来经营环境比较乐观时,其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提高而增多;当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对未来经营环境比较悲观时,其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提高而减少。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随着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和债务融资利息率上升而减少;股权融资数量随着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和债务融资利息率上升而增加。论文研究工作在理论上扩展和深化了Deshmukh、Goe和Howe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