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情节的适用和基准刑的确定

中段论假定,均质化的、排除任何情节的"裸"的犯罪行为类型,其客观的法益侵害还是主观的人身危险都是中间程度的,但是这一假设不能成立。因此,基准刑应当针对具体罪行分别确定,而不能按照法定刑的中点抽象地、简单地确定。而适用量刑情节时,基准刑应当为起点刑,在从重从轻情节竞合情形,在量化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加减方式量刑,但是在适用减轻情节时,必须把握减轻处罚优先原则。     

量刑实践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量刑是人民法院对已被确定犯罪的人依据刑事法律裁量决定刑罚的审判活动。人民法院在量刑的实践中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一、从重与从轻处罚情节的适用从重处罚是在法定刑幅度内对犯罪分子适用较重的刑罚。从轻处罚是在法定刑幅度内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罚。我国刑法对此已明确规定 ,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错误适用的现象。一种是最轻或最重判处的做法。即凡是具有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案件 ,则一律判处法定刑幅度内最重或最轻的刑罚。另一种是学者们称之中间线论的做法。即是以法定刑的平均刑期…     

刑法中从重处罚、从轻处罚的几个问题

刑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这个条文明确了从重处罚和从轻处罚的原则。所谓从重处罚,就是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最重或较重的刑罚;所谓从轻处罚,就是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较轻或最轻的刑罚。刑事案件中的量刑,就是在法定刑的范围内,衡量每个具体案件如何具体处理从重或者从轻处罚的向题,这是判刑中的一个     

如何理解奸淫幼女罪的“从重处罚”

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如何理解这里的“从重处罚”，是一个极富实践价值的理论问题，有必要加以探讨。有人认为，对一般情节的好淫幼女罪，在没有法定的从轻处罚的情况下，应当判处接近法定最高刑（包括法定最高刑）的刑罚（七至十年有期徒刑）。这就是好淫幼女罪的从重处罚。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中间线论”（所谓‘冲间线论”，指认为从重处罚是在法定刑的平均刑期（中间线）以上考虑应判的刑罚。七年有期徒刑恰好是一般情况奸淫幼女罪法定刑的中间线）在好淫幼女罪从重处罚中的反映，…     

强奸罪的行为对象与量刑——兼谈伦理在强奸罪量刑中所应有的地位

强奸罪是一种古老的＂伦理犯罪＂。在强奸罪的量刑上,必须虑及伦理所应有的地位与作用,做到＂法中有情＂。对于乱伦强奸,不应认定为＂情节恶劣＂而适用加重的法定刑,但可以作为酌定情节予以从重处罚。强奸的行为对象为前妻的事实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妻子可以成为强奸罪的行为对象,但必须严格其成立条件,并在量刑上与一般的强奸区别开来。     

对常见犯罪量刑基准的经验分析

确立量刑基准旨在厘清量刑步骤和常见规则。个罪基准刑的确定应当以司法解释、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中类型化经验和指导性案例中具体经验为基础；基准刑对应的基准事实应是既遂状态下反映该罪特有手段或者实害程度的事实；基准刑即使重合于法定刑中间线也不宜确立中线论的指导地位。选择确立常见犯罪的量刑基准不仅是回应现实需要，借此划分等重线，还能避免因过度技术化而反受其累。     

量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量刑基准的确立

同样性质、同样情节、同样后果的犯罪,受到不同的处罚,必然会引起人们对法律公正的怀疑,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信心.量刑的公正应当体现在不同个案的相互比较中.刑法规定的法定量刑情节需要一个参照基准,应在假定不考虑犯罪人的具体法定量刑情节的基础上,考虑犯罪人所有的与犯罪有关的全部犯罪细节包括酌定情节,抽象地确定这一犯罪应当适用的基准刑罚,再在此基础上,考虑量刑的法定情节,对基准刑罚进行适当的调整.目前需要做的工作是在立法方面进一步细化法定刑范围,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量刑标准,承认案例的指导作用.     

我国受贿罪量刑地区差异问题实证研究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对受贿罪的量刑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能完全归结于受贿数额和量刑情节的不同，而是既与各地区对相同受贿数额的危害性评价不同有关，又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不同有关，还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幅度的计算不同有关；且不能排除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研究结论表明，《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确立的“数额＋情节”的弹性定罪量刑标准亦难以消减受贿罪量刑的地区差异。所以，需要因地而异地调整受贿罪的具体数额标准，明确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依据，统一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具体比例，以尽可能地消减受贿罪量刑的地区差异。     

应该正确使用“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术语

“从重处罚”和“从轻处罚”这两个术语,在刑事判决书中经常出现。有些同志在使用这两个术语时,存在一些问题,在此提出来,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是两个有特定含义的法律术语。所谓“从重”、“从轻”,是指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与同类事     

实现量刑公正性和透明性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量刑是在正确定罪的前提下,依照刑法关于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理性评价案件确有的各种量刑情节对于处罚轻重的影响力,据以在法定刑范围内或者法定刑以下,依法对犯罪人决定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刑度或者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诉讼活动。由于量刑是对犯罪人进行生杀予夺的重大问题,涉及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所以应当以特别审慎的态度和精密的逻辑思维,去追求量刑的最佳适度。无论是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律师针对检察官的量刑诉求进行“量刑答辩”,还是法官根据法庭调查和辩论所作出的“量刑判…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人权保障的价值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应然之路

刑事诉讼法所保障的人权应包括个人人权与社会人权两个方面,但是由于司法能力的局限性和价值目标多向性导致个人人权与社会人权难以均衡保护,依据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质和人的社会性本质,应在社会人权优先保障的前提下兼顾个人人权.并提出协调社会人权与被告人人权的原则共同抑制原则、动态平衡原则、权衡原则、合法性优先原则.     

法治的理想与法学的理性--兼议有关法制改革的两种观点

对于国家法治建设应当走何种途径长期存在不同的看法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安排西方法治模式与中国传统经验在法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无罪推定原则研究

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对于确保被告人在审判中受到公平对待、参与法庭判决制作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其思想在我国古代已有体现 ,但真正现代意义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大革命胜利的成果。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确立完全意义的无罪推定 ,但吸收了其合理内核。在正确理解无罪推定原则时 ,我们应注意该原则与实事求是、沉默权、传统法律观念和配套法律制度等问题的关系     

公司章程两分法论——公司章程自治与他治理念的融合

公司章程作为规范公司对外经营活动及公司内部治理活动的重要文件,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表现为一个统一的法律文件。但在英美法系国家却大多由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两份文件组成,分别用于调整公司的外部事务和内部事务。公司章程两分法对进一步融合公司自治与他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Grouping of ammunition types by means of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GSR

An attempt was made to build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gunshot residues (GSR) samples originating from four types of ammunition, collected from shooters' hands immediately after shooting. The secured material was examined with the use of SEM-EDX method in the automatic manner. The obtained results were expressed as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particles assigned to various chemical class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most discriminative of these features the Mann-Whitney test was performed. Cluste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grouping the analysed samples according to their origin, i.e. the type of ammuni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amples of GSR originating from Browning 7.65 mm and Luger 9 mm ammunition can be fairly eas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remaining samples, whereas samples of GSR originating from of Makarov 9 mm and these of Tokarev 7.62 mm could not be differentiated using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particles in the selected chemical cla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