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解放——以《劝学篇》引发的论争为中心

在1898年维新变法前后,中国发生了关于如何评估法家的激烈论战.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方,出于捍卫传统纲常礼教的目的,对法家大加责斥.而以章太炎、何启、胡礼垣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坚定地为法家辩护.他们赞扬法学之善,包括法家“以法治国”的主张、富民强国的功效等,并极力反驳张之洞等人士苛待法家的言论,促成了法家在晚清的第一次解放,从而开启了法家之学在近代复兴的道路.     

中国近代“法理学”、“法律哲学”名词考述

在中国,"法理"古已有之。但"法理学"、"法律哲学"名词则自域外传入,并为中国法学家所广泛认知与界定。总体而言,不仅存在着"法理学"与"法律哲学"概念的错混,而且在实质上,"法理学"理论的发展,比"法律哲学"更见成效。     

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

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这一开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     

略论改革与我国法学理论

我们党的两个三中全会倡导的改革之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正汇成滚滚的洪流,它猛烈地冲击着一切与时代脉博不合拍的旧传统、旧体制、旧模式和旧观念,检验着现存的一切体制、模式和服务于它们的一切理沦、观念的时代价值和适用程度。毫无疑义,我国社会的改革潮流必然提出革新法学理论的要求,即革新我国各门法学理论中一切不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内容和体系。法学界特别从事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     

宪政与现代化

近代中国人对宪政的渴望,显然来自这一事实：近代中国社会在经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的过程中,并没有使出产于西方的宪政在近代中国扎下根来,宪政之名时常为学人和政治家所响唱,但宪政之实则未降临。于是,人们不得不深入探究宪政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际遇,从文化上、政治上乃至话语文本的选择上深刻检讨推展宪政的种种得失,并为宪政寻找生长点和发育场,进而在学理和社会政治的双重层面上确立宪政的安身立命之所。围绕这些问题,王人博教授的倾心倾情之作《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主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益的思…     

中国近代法政杂志的兴盛与宏旨

自《译书汇编》创办,近代法政杂志纷纷问世,前后计一百五十余种。这些法政杂志面对国家的危局和西方学术的冲击,不得不承担“救时济世”和“阐明学术”的时代使命。由此,各种法政杂志都明确定其宏旨,即昌明法学,养成法治。此种宗旨,不惟一时代的宗旨,而应是久长的宗旨。     

繁荣法学三论

繁荣法学必须抓住核心问题法学的繁荣,首先会碰到目标问题:法学向哪个方向繁荣。如果说法学的价值可分为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那么,法学繁荣的目标是双重的:在学术方面,改变法学落后状态,出品伟大的法学巨著,创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的社会主义法学体系或法学流派;在社会方面,既要创造性地为我国法制发展指明方向和开辟道路,以充任国家法制决策的“思想库”,又要促进现代民主法制观念在全民族文化观念和心理结构中的形成。而这些目标的核心,在于最终确立现代法治观。它包括:(1)法的主导性和至尊性,即法在社会主义社会控制体系中     

全球性的法治化运动与民主化浪潮

现代世界的全球性法治化运动,不仅包括联合国、其它国际组织和区域性联盟的法治化行动,更重要的是指世界各国展开的法治化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从欧洲、美洲到非洲、亚洲,各国都在为实行法治而采取各种行动.这一法治化运动,是由多种原因推动的复杂过程,而民主化则是一大关键.民主的转型和民主的巩固,都需要法治的支持与保障,因此,现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与法治化运动,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中共同发展.     

“中国法理学”的“发现”──“中国法理学史”在近代的创建

在中国近代,梁启超、胡适和王振先开创了"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从而"发现"了"中国法理学"。他们分别撰著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哲学史大纲》"法的哲学"部分和《中国古代法理学》,作为"中国法理学史"的三个典型文本,对"中国法理学史"的范围、论域和方法,都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其意义在于,促进了学界对"中国古代法理学"在文化与学术上的认同,使近代以后的"中国法理学"具有回访渊源和返本开新的可能。     

“洋货”观照下的“故物”——中国近代论评法家“法治”思想的路向与歧见

在中国"传统内"的释评系统中,法家的"法治"思想这个"故物",没有得到新的阐述与发展。到了近代,西方法治思想这个"洋货"成为重新解读"故物"的利器。但梁启超与萧公权同样用"洋货"观照"故物",却得出了法家"法治"思想之"真"与"伪"的不同结论。用"洋货"观照"故物",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的思想学术路向,但也应克服其"强为比附"的结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