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年及相关问题考辨

新发现的《史记正义》佚表明：《博物志》的资料是推考司马迁生年的唯一原始资料，也是司马贞、张守节共同依据的史料。据此推算，司马迁只能是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而不可能是景帝中元五年。由此推考，《游侠列传》等五篇赞语中的“太史公”应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这些篇目的写作应自司马谈始。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司马迁所见书新考

司马迁所见书新考赵生群《史记》不立《艺文志》，作者见过哪些书，没有系统资料可供查考，这给探求其史源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建国以后，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成绩斐然。①笔者在翻阅《史记》和有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有些问题还可以提出来继续探讨。一、《孙子兵法》《...     

《史记》体例平议(上)

《史记》体例,表现了作者独特的历史眼光。太史公撰《史记》的本旨,在于通古今之变,求治国之道,《史记》五体均是为这一总目标服务的。某人入本纪,某人列世家,某人载列传,都是根据人物对历史演进,国家盛衰所起作用的大小来决定取舍的,而与作者的褒贬倾向无关。     

《诗经》时代逸诗三题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春秋以前的许多重要诗篇,但它还不能完全反映出那个时代诗歌创作的面貌:《诗经》时代的诗作远不止三百五篇。基于此点,这里根据一己对这一时期逸诗的粗浅了解,略陈管见,总为三题,以就正于方家。     

《报任安书》的文献价值

太史公是官名,司马迁出仕是由于父亲的保举;司马迁与李陵交往始于太初二年之前,司马迁遭祸是因为武帝的私欲、多疑和喜怒无常;征和二年,《史记》已基本完成;《史记》他作主要集中在司马迁受刑以后的七八年间,作始终坚持作史“至太初而讫”。     

太史公为官名新证

太史公是官名,还是尊称?司马谈父子相继为太史公,证明了太史公是一个世袭的官职。司马迁的出仕是由于其父司马谈的保举,说明太史公地位较高,有别于后世的太史令。《史记》和《报任安书》都自称“太史公”,说明司马迁终于太史公之职。     

司马谈作史考

司马贞说:“《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史记索隐》序) 司马贞的话,完全符合《史记》创作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说:《史记》之作,自司马谈始。《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临死对司马迁的话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谈既念念不忘《史记》的创作,把它看作是自己毕生的事业,而《史记》的规模又是如此宏大,那么,直到他逝世前还没有动笔,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从司马     

《史记》体例平议(下)

本文继《＜史记＞体例平议》（上）之后，选择了若干具有典型意义，且颇有争议的篇目作了具体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太史公撰《史记》的本旨，在于通古今之变。本纪、世家、列传三类人物传记在体例上的安排各有其标准、要求，与名号无关，也与作者的褒贬倾向无关。     

《史记》太初以后记事特征初探

《史记》记事以太初为下限,作者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太史公自序》等篇中曾反复交代和强调。但在今本《史记》中,却有少数篇什记事超出太初断限。太初以后的一些事件,究竟是作者附记,还是后人增窜?目前学术界意见尚不一致。梁玉绳、泷川资言等人依据作者自己申明的断限,并加以具体考订,将太初以后的内容定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