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层面上的族群认同及其现代发展

族群是近年来国内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它的复杂性源于决定族群意识的文化 、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多样性；同时，族群意识还要受到国家体系的改造，从族群认同到民族 认同的转变与国家权力的影响直接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 实际上，这两种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互相重合在一起了；国家体系、大众传媒以及现代性 的其他因素都会影响族群认同的发展。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概念,重申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族群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族群的文化归属,尊重并承认族群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族群差异侧重族群的权利取向,过分强调族群差异与过分忽略同样不利于国家认同。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一元文化论和消极国家观,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差异政治、多元文化和积极国家,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

在台湾 ,“族群”一词初用于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 (山胞 )的研究。 1 970年代后期台湾出现“反对运动”以后 ,随着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进党的建立 ,“族群”一词进入政治生活领域 ,并在后现代“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的交互作用下 ,成为构建“政治族群”的“文化”工具 ,在“国家认同”层面和“统独争议”之中发挥着“族群政治”的分化作用 ,是“台独”势力挑起“省籍矛盾”着力利用的工具。这是大陆学界在应用“族群”概念和认识族群理论时所不应忽视的政治向度。     

少数民族族群语言保护的历史透视——以满语为个案

语言的多样性正面临着严峻挑战,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通过对满语由盛及衰的历史考察得知,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延缓少数民族族群语言衰亡的脚步,必须采取四种有力措施,即政府在保护民族语言方面应提供一贯的支持;专家学者应加强少数民族族群语言的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族群自身应有强烈的母语认同意识;家庭和社区必须营造族群语言的使用氛围.     

族群认同探析

族群认同是一种社会群体水平上的认同,是族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础。族群认同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族群认同边界的持续存在和变化,而不能囿于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经由心性结构和社会现实决定的行为边界是理解当前中国少数族群认同的有效途径。     

族群认同视野下的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分布广泛,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质。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认同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自我认同的显在标志,对客家族群群体归属感具有凝聚作用,反映客家族群态度,折射客家族群卷入。族群认同视野下客家方言的未来发展应注意:团结族群力量,加强客家方言保护传承;将方言保护与族群意识凝聚相结合;发挥客家方言作用,促进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论语言变异对中越边境壮岱族群跨界交往心理距离的影响

语言是衡量族群关系的主要变量.中越边境跨界壮岱族群语言结构变异带动语言功能变异,文字变异导致族群认同意识的异向化发展,说明了语言变异是壮岱族群跨界交往心理距离变化的主要因素,这是由处于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双向运动中的边境跨界族群文化一元认同向文化二元或多元认同的构建过程决定的.相对欧盟国家而言,广大在战后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跨界族群将因文化认同的异向发展而形成不同的民族,也因不同政治价值观和文化差异的出现而使文化充满活力和动力.     

语言、社会认同和少数族群

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社会认同借以产生的载体和工具。族群语言的改变往往反映出族群内部、族群与族群之间认同结构乃至社会秩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和谐社会必将是一种在社会统一体内部族群间认同程度较高的状态,在语言方面就是要实现多族群语言和谐共生的繁荣局面。少数族群在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存在语言适应困境,其族群语言较容易被转用甚至消亡。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正确处理集团内认同与集团外认同的关系,帮助少数族群提升自我价值,合理地构建包容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     

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制度性国家认同的实现机制

个体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利益需求的满足.在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除进行国族重构和文化融合之外,还需寻找到一个能超越族群差异的制度认同基础,从制度维度对国族认同与文化认同进行补充,三维立体式地构建中华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大厦.我国建党在先、以党建国、党政同构和党国同构的鲜明特点,决定了实现制度性国家认同必须以执政党认同为基础.在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是以原生性特征为基础还是以执政党及其制度为基础来进行认同,取决于二者谁更能深入持久地积极影响和改变少数族群的生活.在执政党认同、制度认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三者可以相互促进、转化,也可相互削弱.     

族群离散与文化离散研究的来龙去脉

离散(Diaspora),既是一个历史的现象,亦是当今存在的社会现象。二战后,离散这个词的词义发生变化,扩大了到对其他族群的离散经历的研究,与客居国的政治、经济、性别研究等等主题结合在一起。与国外的研究者相比,中国的离散研究还处于后来者的地位。离散族群概念的定义以及其衍生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由来,以及这些认同在日常生活中的表征。     

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广州世居满族文化重建过程中的人口变迁

广州世居满族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从京津派驻广州的八旗官兵的后代.二百五十一年来其人口变迁注释了他们在广州进行文化重构的过程,尤其显示出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族群不断强化族群认同,争取自我发展机会,完全融入广州现代社会.同时,人口变化数据也显示了他们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希望得到国家、地方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关注.     

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广州世居满族文化重建过程中的人口变迁

广州世居满族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从京津派驻广州的八旗官兵的后代。二百五十一年来其人口变迁注释了他们在广州进行文化重构的过程。尤其显示出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族群不断强化族群认同，争取自我发展机会，完全融入广州现代社会。同时，人口变化数据也显示了他们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希望得到国家、地方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关注。     

鄂伦春人族群意识的当代转型研究

在传统时代,鄂伦春族的宏观族群意识受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元素的影响微弱,它缺乏具体的认同载体,表现为抽象的状态。但微观族群意识在鄂伦春族自身特有的族群元素影响下,呈现出具象化特征。而当代鄂伦春族宏观族群意识受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元素的影响强烈,有了具体的认同载体,由传统时代的抽象化转向了截然不同的具象化。但在微观族群意识领域已退去了自身特有的族群元素,由传统时代的具象化转向了截然不同的抽象化。     

文化认同：客家族群认同的表达与实践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族群认同是对自身身份与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本质与心理基础。客家的文化认同通过客家文化结构中的文化要素进行表述,认同作为亚文化的客家文化正是对于中原优秀文化的认同,是对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客家文化运动,则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实践。     

市场化背景下彝汉杂居村落湖村的宗教信仰与族群认同

宗教与族群认同是人类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在云南石林一个彝汉杂居村落中,长期以来宗教都是当地族群区分的重要文化机制,不同时期宗教与族群认同呈现出不同状态.在市场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资本化导致宗教的族群区分功能强化,村落中的汉族与彝族撒尼人族群分化由此加剧.为申明其文化产权,与汉族进行资源竞争,撒尼人极力强调村落宗教的“民族”性而淡化其社区性,以此切断汉族与之共享的文化纽带,导致新的族群隔离形成.     

多元族群视野下的现代体育文化认同——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松木滩村为例

全球体育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强,文化间的相互碰撞、抵制、竞争、交流与融合已成为事实,吸引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等各群体和个体的极大关注.选取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偏僻的多族群村落作为切入点对奥运在民族地区传播的途径、引起的回应与文化认同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通过对各个族群进行“社会分层”方面的结构性比较 ,可以分析在各族群矛盾中有多大程度属于在文化与认同方面的真正意义上的族群冲突 ,又有多大程度上应当属于“社会分层”带来的贫富矛盾。本文使用 1982年、 1990年和 2 0 0 0年我国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和统计数字 ,结合近十几年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展的我国族群分层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 ,依次分析了各族群在教育、产业、职业、城市化水平这 4个方面在全国层面上的结构差异。希望能够推动我国学术界对于“族群分层”的研究 ,同时有助于政府制定改善族群关系的政策和预测族群的发展前景。     

族群、文化差异与学校课程多样化

关于学校“课程”的定义,教育学家给予了许多不同的阐释。在人类学家的视野中,他们将学校“课程”视为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定义表明,课程并不是人类文化的全部,但是它却应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尤其是面对一个多民族有不同族群文化的国家,我们应将何种文化放到教材中去作为一门课程,并以何种形式进行代际文化传承?在学校教材编写与课程设置上,如何处理主流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国家一体化与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关系?这是本文想阐述的,也是我们该重视的问题。     

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以湘西红土溪村的民族识别过程为个案

从理论上说,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它已由原有的文化表征发展为具有功利性的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象征物.湘西红土溪村土家族民族成份的更改以及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可望引起人们对现代中国族群关系演变过程的再认识.     

印尼现代国家的建构——以央地关系、族群、宗教三位一体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印尼历史就是现代国家建构史。首先,中央对地方从压制到分权,导致权力的此消彼长,但却在相当程度上消弭了地方分离倾向,保证了国家统一;其次,由区分"我者"和"他者"族群到承认族群平等的多元统一,虽然一些原始部族和华人仍受隐性歧视,但却保证了国家认同;再次,前期对伊斯兰教国运动和政治伊斯兰的压制,逐步演变为宗教激进势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合法化,但印尼整体上保持了世俗化方向与温和穆斯林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保证了现代国家形态。对央地关系、族群与宗教三位一体关系的调适,也展现出印尼建构现代国家的政策弹性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