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广州世居满族文化重建过程中的人口变迁

广州世居满族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从京津派驻广州的八旗官兵的后代。二百五十一年来其人口变迁注释了他们在广州进行文化重构的过程。尤其显示出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族群不断强化族群认同，争取自我发展机会，完全融入广州现代社会。同时，人口变化数据也显示了他们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希望得到国家、地方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关注。     

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及评价指标

分析了文化观念、经济状况等对工作生活质量概念界定及评价产生影响的因素,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状况给出了工作生活质量的本土化定义,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组织与员工双方不同需要的剖析,分析了工作生活质量所涵盖的研究范围,并设计出了评价指标结构体系.     

基层治理重构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拟合——基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

长期分治的城乡社会的断裂,对基层治理与社会管理均提出了历史性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是基层治理与社会管理对接融合的关键,也是必然.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将极大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多元主体在基层公共与私人空间的合作,旨在共同建设自由的微观幸福与宏观和谐,这需要市县基层行政体制的改革作为制度保障.基层治理重构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拟合,将是促使城乡统筹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     

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广州世居满族文化重建过程中的人口变迁

广州世居满族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从京津派驻广州的八旗官兵的后代.二百五十一年来其人口变迁注释了他们在广州进行文化重构的过程,尤其显示出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族群不断强化族群认同,争取自我发展机会,完全融入广州现代社会.同时,人口变化数据也显示了他们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希望得到国家、地方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关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以广东省为例

新农村建设工作绩效测评已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即为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终极目标,以"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为一级指标,从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层次为二级指标而构建的新农村建设工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能够很好地反映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绩效与进度.基于广东省调研而创建的新农村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具备广泛的推广价值与意义,可为其他地区使用,也便于地区间相关工作的比较.     

农民适应行为的风险分析与乡村心态危机的柔性治理——基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公共管理情境

党中央提出以“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三农现代化,在试点建设地区,政府政策、信息经济、数字技术成为注入传统乡村的三大动力性源流。面对乡村整体性转型,农民面临重新适应的新挑战,个体心理与群体心态均在发生剧烈变迁。由于政府政策、信息经济、数字技术在不同时间段、不同空间内注入的非均衡性,农民可能采用“分离”“边缘”“整合”“同化”四种不同的适应行为策略,不同的行为策略产生的风险概率与危害程度各不相同。但单纯的风险性维度无法有效测量四种行为策略,需将其纳入“数字乡村建设”情境,综合“适应性、现代性、风险性”三维标向进行立体化分析,进而发现农民在面临适应行为风险与互联网技术风险叠加形成的共性心态危机之际,消极适应的农民将面对更多的危机挑战。针对农民群体心态危机的广泛性、复杂性、流变性,项目组建构了针对农民群体心态危机的柔性治理模型,并提出了一系列“怀柔治心、防险于先”的治理策略。     

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现状分析与思考

通过对西安、广州两地的数所高校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的调查与分析,对高校管理层如何提高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提出了一系列的改善对策。     

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以西安、广州两地的高校教师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在已经建立的工作生活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多层次多算子二型模糊数学工具对其群体的工作生活质量综合评价进行计算,且以职称与学历为分类标准进行实例演算,得出各个层级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评价结果,并将结果进行比较与分析。     

论建国以来我国婚姻制度的创制与变迁 ———《婚姻法》与中国妇女家庭社会地位的变化

婚姻制度与规定婚姻制度的《婚姻法》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创制、执行与之后的历次修订,促进了中国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提升了妇女的家庭与社会地位,实现了男女的和谐互动,增加了社会整体福利。这个历程也反映了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的不同步性——制度设计可能超越时代,成为引领时代进步的旗帜,促成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可能滞后于社会进步,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而发生改变,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