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族群与族群政治

一、族群的涵义与台湾族群的基本格局“族群”一词最早是1930年代开始使用，指自认为、或被别人认为有共同的来源与特殊的文化，而构成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一群人。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第二次大战以后，     

战后台湾族群认同的转折:从“中国化”到“在地化”——基于知识界的考察

战后,国民党政权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对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进行中国化重建,并重塑了台湾族群已经模糊的中国认同。而二二八事件之后,中国认同下的地方意识开始出现。在历经数次意识形态论争后,台湾的族群认同矛盾渐渐凸显,开始转向脚下的台湾。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思潮和内部政治、经济变迁的影响下,族群认同呈现出模糊不清的迷惘状态,甚至建构出了具有本土性的台湾认同,造成了社会和族群的严重撕裂。台湾族群认同的转折经历了"中国化"、"乡土化"、"在地化"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内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斗争以及省籍矛盾激化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转折又受到西方思潮的严重影响,是"边陲——核心结构"影响下的产物。     

族群离散与文化离散研究的来龙去脉

离散(Diaspora),既是一个历史的现象,亦是当今存在的社会现象。二战后,离散这个词的词义发生变化,扩大了到对其他族群的离散经历的研究,与客居国的政治、经济、性别研究等等主题结合在一起。与国外的研究者相比,中国的离散研究还处于后来者的地位。离散族群概念的定义以及其衍生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由来,以及这些认同在日常生活中的表征。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概念,重申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族群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族群的文化归属,尊重并承认族群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族群差异侧重族群的权利取向,过分强调族群差异与过分忽略同样不利于国家认同。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一元文化论和消极国家观,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差异政治、多元文化和积极国家,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语言、社会认同和少数族群

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社会认同借以产生的载体和工具。族群语言的改变往往反映出族群内部、族群与族群之间认同结构乃至社会秩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和谐社会必将是一种在社会统一体内部族群间认同程度较高的状态,在语言方面就是要实现多族群语言和谐共生的繁荣局面。少数族群在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存在语言适应困境,其族群语言较容易被转用甚至消亡。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正确处理集团内认同与集团外认同的关系,帮助少数族群提升自我价值,合理地构建包容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     

族群认同探析

族群认同是一种社会群体水平上的认同,是族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础。族群认同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族群认同边界的持续存在和变化,而不能囿于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经由心性结构和社会现实决定的行为边界是理解当前中国少数族群认同的有效途径。     

微观层面上的族群认同及其现代发展

族群是近年来国内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它的复杂性源于决定族群意识的文化 、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多样性；同时，族群意识还要受到国家体系的改造，从族群认同到民族 认同的转变与国家权力的影响直接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 实际上，这两种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互相重合在一起了；国家体系、大众传媒以及现代性 的其他因素都会影响族群认同的发展。     

台湾政党政治与"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现象在台湾的政治选举中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台湾“中间选民”一词的使用相当混乱，经过对台湾“中间选民”的语义和语境的分析，可以看出台湾的选民分布在主要议题的坐标上，呈中间凹陷双峰状。形成这种分布的主要原因是台湾族群政治的兴起与发展。这一状况可从台湾“中间政党”立足失败得到旁证。台湾族群政治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间选民将会经历分离和逐渐回聚的过程。但这一回聚已经不会回到原先的“中间点”。随着泛蓝阵营的自我修正和民进党对台独立场的坚持和宣导，台独在台湾已经不再被选民视为极端政策。     

族群认同视野下的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分布广泛,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质。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认同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自我认同的显在标志,对客家族群群体归属感具有凝聚作用,反映客家族群态度,折射客家族群卷入。族群认同视野下客家方言的未来发展应注意:团结族群力量,加强客家方言保护传承;将方言保护与族群意识凝聚相结合;发挥客家方言作用,促进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通过对各个族群进行“社会分层”方面的结构性比较 ,可以分析在各族群矛盾中有多大程度属于在文化与认同方面的真正意义上的族群冲突 ,又有多大程度上应当属于“社会分层”带来的贫富矛盾。本文使用 1982年、 1990年和 2 0 0 0年我国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和统计数字 ,结合近十几年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展的我国族群分层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 ,依次分析了各族群在教育、产业、职业、城市化水平这 4个方面在全国层面上的结构差异。希望能够推动我国学术界对于“族群分层”的研究 ,同时有助于政府制定改善族群关系的政策和预测族群的发展前景。     

族群冲突理论:一种批判性考察

冷战结束以来,以族群冲突为主要形态的内战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核心议程。关于族群冲突爆发的原因,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三大理论范式:本质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本质主义强调族群与生俱来的仇恨,但它无法解释族群和平。工具主义强调政治精英对族群民族主义的操纵,但它无法解释这种操纵为何能够成功。建构主义则强调族群互动所建构的敌意,但它无法在冲突发生之前预测这种敌意。而战争研究中的讨价还价理论或许为解释族群冲突发生的原因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族群认同感的架构——少数族群文化保护初探

在现代化思潮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族群文化面临消失的危机,保护和发展少数族群文化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科学议题。以族群认同理论为基础,通过大众传媒影响和教育以及家庭教育、民族学校教育等渠道,增强族群认同感,可以达到保护和发展少数族群文化的目的。     

市场化背景下彝汉杂居村落湖村的宗教信仰与族群认同

宗教与族群认同是人类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在云南石林一个彝汉杂居村落中,长期以来宗教都是当地族群区分的重要文化机制,不同时期宗教与族群认同呈现出不同状态.在市场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资本化导致宗教的族群区分功能强化,村落中的汉族与彝族撒尼人族群分化由此加剧.为申明其文化产权,与汉族进行资源竞争,撒尼人极力强调村落宗教的“民族”性而淡化其社区性,以此切断汉族与之共享的文化纽带,导致新的族群隔离形成.     

当代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研究简论

通过梳理国内外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研究的概况,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族群研究的现状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议,将少数民族族群认同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资源,构建以国家认同为前提和基础的新型族群关系。     

论族群认同的情境性——瓦乡人族群认同变迁的田野调查

在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发生变迁的情境下,瓦乡人族群认同各因素均出现双重认同趋势,但他们通过共同的遭遇这一原生性纽带,凭借语言认同把族群成员凝聚起来。     

论语言变异对中越边境壮岱族群跨界交往心理距离的影响

语言是衡量族群关系的主要变量.中越边境跨界壮岱族群语言结构变异带动语言功能变异,文字变异导致族群认同意识的异向化发展,说明了语言变异是壮岱族群跨界交往心理距离变化的主要因素,这是由处于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双向运动中的边境跨界族群文化一元认同向文化二元或多元认同的构建过程决定的.相对欧盟国家而言,广大在战后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跨界族群将因文化认同的异向发展而形成不同的民族,也因不同政治价值观和文化差异的出现而使文化充满活力和动力.     

文化认同：客家族群认同的表达与实践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族群认同是对自身身份与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本质与心理基础。客家的文化认同通过客家文化结构中的文化要素进行表述,认同作为亚文化的客家文化正是对于中原优秀文化的认同,是对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客家文化运动,则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实践。     

民间节日与族群认同——基于湖南潭溪社区的实证研究

“五龙”、“六龙”是潭溪土家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二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了潭溪土家族的认同与凝聚.一方面,“五龙”、“六龙”为族群成员提供了交流的场所,为族群文化营造了集中展演的文化空间,强化了共同起源的意识.另一方面,“五龙”、“六龙”中又充满了分化与竞争,既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族群内部村落、宗族的边界,使之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结构,又具有“减压阀”的功能,把族群内部的冲突仪式化、戏剧化,使之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从而维护了族群整体的均衡和完整.     

全球化背景下跨族群华语写作的文化症候与解决之道

全球化背景下人口与文化的跨族群流动融合使文化的民族性边界变得模糊,一些跨地区、跨族群的华语作家的写作因而表现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困惑,比如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和张翎,香港作家李碧华,以及跨越藏汉文化边界的大陆作家阿来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书写了文化“杂交”的第三空间,解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却因为没有稳定统一的文化认同而产生边缘的或幽怨的文化心态,因为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小说中创造了一系列非同常人的具有精神症候的人物形象。作家自身尝试过解决文化症候之道,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则进一步提出解决之道:以中华文化为主体认同,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准则,以血缘亲情为凝聚力,以“团圆”“和合”精神来迎接“游子”归来,构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与自信。这种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也是全球化时代跨族群文化交流时应具备的一种文化心态。     

族群发展权视角下的基因编辑技术法律规制

族群发展权的核心要义是保障族群成员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发展而免受侵害、歧视的权利，这是一种基于族群与发展权的内在关联而能够合理证成的权利类型。族群可以划分为自愿族群与非自愿族群，自愿族群成员的自由选择能力与非自愿族群用以维系自身发展与生存的传统都面临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冲击，基因编辑技术对族群发展权的潜在影响可能主要是消解族群成员的身份认同。修复型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有限应用于族群，而增强型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着消解族群成员身份认同的风险，在现阶段需予以禁止。基因编辑的技术控制路径需要通过多元规范治理予以落实，包括技术规范的自我规训与伦理守则的商谈沟通、国家法的规制、全球层面的法律治理，最终保障族群发展权免受基因编辑技术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