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题,专门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问题.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对农村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也有明确要求.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当前需要从认识上澄清、在实践中处理好如下重大关系: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文化产品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精品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发展的关系.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几个重要特点

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民间资金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国内文化生产与国际文化产品生产的一体化,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几个重要特点:高新技术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既相互竞争又相互渗透,媒体融合成为媒体产业发展的趋势;文化产业逐步形成了横向和纵向的多种形态的产业链;边缘与核心之间界限的模糊和淡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正在重演以"增量改革"为重点的路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加速融合,国际文化市场状况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     

文化产业研究范式的嬗变及其启示

文化产业研究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范式:一是"释义范式",即如何解释文化产业;二是"文化范式",即如何评价文化产业;三是"经济范式",即如何发展文化产业。"文化范式"与"经济范式"的差异体现了不同学派在文化产业"释义"层面上的立场,呈现出"肯定"与"否定"两种力量的对抗。建立文化产业研究的生态体系,需要摆脱"文化"与"产业"、"精神"与"物质"、"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思维,需要在"文化范式"和"产业范式"之间寻求平衡与融合。     

再论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

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是人、社会和国家权力与权利的延伸和表现形态,有着塑造人、社会、国家的功能。宪法对国家和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建构了文化产业权力和权利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产业权利最核心的正义关系。重建文化产业发展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在建立和树立实现市场经济正义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正义,从而使得"文化产业正义"成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正义体现,用公平、均等的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观,建构中国新文化产业正义观和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韩国文化的崛起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朝鲜战争后,韩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而近几年来,韩国又逐步发展成为文化大国。韩国文化崛起的原因,主要包括该国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正确处理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极为重视教育;积极培育文化产业等。从韩国文化的崛起中我国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中国文化应立足国情,充分发掘自身特色;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对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文化振兴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由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共同推进。     

文化创新与齐鲁文化产业的发展

"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文化产业被列为山东经济转型的支柱产业之一,文化产业的发展关键是文化的创新。文化的创新,首先要围绕如何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的关系,从体制、内容、形式三方面适应社会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要求;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解放思想,运用市场规律,通过资产配置,业务重组与兼并,走集约化产业发展之路,拓展融资渠道,形成以国有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齐鲁文化产业新格局,促进山东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文化产业对生态休闲城市建设的贡献——从全球视野到中国创新路径

建设生态休闲城市,是全球性的发展潮流.其内涵包括:生态型的经济模式、高性能的资源利用、知识型的服务产业、高品质的文化享受.它的发展有待于文化产业做出重大贡献,并且与创意、科技、生态、经济等领域形成跨界合作.中国要根据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创新:探索文化产业与生态城市相结合的运作形态,加强文化与科学的融合创新,在东中西部形成文化产业与生态城市相结合的大格局,传承和开发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等.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向

"全球化"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三个新趋势一是文化产业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二是跨国文化产业集团将成为影响国际文化版图构成的重要力量;三是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趋势正在给文化产业的存在形态和发展趋势带来革命性变化.     

论全球化压力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经过了一个文化与产业不断接近以至融合甚至部分重合的过程.文化产业的出现,标志着"文化经济"这一新的经济类型或者经济发展模式的诞生;"文化经济"应该是一种"人文化的知识经济",即一种在世性与神性追求双赢的知识经济.作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中国政府应该将自己放在全面的文化开放平台上,按照世贸规则调整和重构中国的交往理念、制度形态和法律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用竞争促发展的眼光和文化生态主义的思想范式充分发挥"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后发优势,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原动力.     

文化产业规划:重建人与社会和自然精神关系和精神秩序

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是一门科学.任何规划的本质都是重建人与对象的关系,规划是一个体系,是一个人与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的体系.能否和在怎样的意义上再建人、社会和自然的合理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与其他产业发展规划最本质的区别是它的精神性和精神的关系性:重建人与社会和自然精神关系和精神秩序.“文化生态”的规划思维,是一种与GDP为导向的规划思维相反的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思维.建立与国土空间规划布局的合理关系是这种秩序关系的必然要求.“胡焕庸线”应当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国土空间布局必须遵守的原则.文化产业科学规划的关键,就是建立这样一种协调和统一的文化生态关系.     

人的社会化：一个文化视角

就文化的广义而言,人的社会化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文化化的过程。生活世界本身是历史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又是人的社会化得以发生、发展和延续的基地和场所。从文化视角来看,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人类文化生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人类历史也是一部文化的生成史。     

构建一种新的哲学文化观

在对当前文化哲学研究进行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倡导和构建一种新的哲学文化观,即认为文化即人化的大文化观。它的立论基础是一种新的文化本质观。文化的本质可以概括为相对稳定的人为程序和为人取向的统一。其为人取向,主要是一种价值关怀和人道尺度,体现出一种人文精神;而其人为程序则主要是一种事实关怀和客体尺度,体现出一种科学精神。强调文化的整体性与内在统一性的大文化观,必将引领人类文化走向更有利于人的自由自觉和全面发展的境界。     

以文化创意积淀文化底蕴

文章根据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教学过程中的体会,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一些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理念与教学策略。     

论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价值取向

在21世纪全球文化面临转型之际,审视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趋向,文化的价值取向当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价值标准进行文化选择,要涵养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精髓,培养符合国际市场的观念文化,注意文化的时代主体与民族主体相统一,加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协调发展,提升大众文化的人伦意识和审美品位。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关系辨正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是文化发展的一体两翼。二者的性质职能、资金来源、运行机制、调控方式均不相同,但它们又相互联系,互依、互渗、互促。实践操作中,文化事业与产业常常纠结不清,给实际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和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必须落实"两手抓、两加强",坚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统筹、意识形态规律和市场规律相协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     

加快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

文化强省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概念,内涵非常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具有比较发达的文化生产力;二是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相互交融,相互促进;三是文化对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其标志主要表现为:1.公民素质较高;2.文化服务体系健全;3.文化事业繁荣;4.文化产业发达;5.文化创新能力较强。     

现代性:文化冲突的表征和文学阐释的维度

现代性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从解析现代性传播中的话语冲突以及现代性焦虑的形成和激化入手,能够更恰切地理解获取这一资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确切地把握中国式现代性的文化表征。由此,可以在现代性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相联系的阐释中,建构认识论的基础,提供方法论的启示。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理解现代性之复杂性的路径,也是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之特性和丰富性的路径。无论"一体化"时期,还是"一体化"解体之后的时期,中国文学现代性始终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成语“守株待兔”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守株待兔”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成语。如果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和古文献资料结合进行分析,可以认定这个成语背后包含着殷商时期人们的普遍思维方式,进而可以看到殷商时期人们一般的思维模型和经验世界的真相,为认识古人的思想打开一扇窗户。     

中国文化英雄导论

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中介性存在,“中国文化英雄”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形成和社会政治运作方面,始终起着导向性、支配性作用。但由于它缺乏一种明确的独立的社会存在形式,所以,不论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它的重要性都长期被人忽略。本文的基本目标之一,是把中国文化英雄作为核心概念,指出文化英雄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价值承载者;论述了作为文化概念的英雄形象与文化价值、文化结构的关系问题,为学术界、思想界提供一种理解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新思路和新角度。     

闻一多文化诗学论

闻一多诗学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又有独特的审美诗性品格。这种文化与诗学的交融,首先表现在理性与感性、思与诗的结合上,其理性精神———个体主体性、公共文化精神与创造民族国家想象的互渗互动,构成了他的冷静地、科学地把握世界、理解人生的方式;其诗性把握———生命狂欢、宗教的形而上追求以及“兽性”,“野性”之类民族强力的提倡等,则形成了他诗意地、动情地体验、沉醉于世界人生的方式,二者的结合体现了理性转向与诗性转向的世界文化思潮。其次,表现在一方面他的诗歌及其他文本、话语历史化、文化化,笔底凸显一个“文化中国”,另一方面他对历史与文化的关怀与研究又渗透着诗性和艺术的形上精神,因而历史与文化又被文本化、话语化乃至审美化了。再次,从20世纪文化的整体语境、特别是欧战后重物质、轻精神的世界潮流和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闻一多诗学显示出其文化的整体性、开放性的特点,而他的诗学的一些独创性命题如“纯形”“三美”“浑括”“审丑”等又是在这种文化整体语境中被激活并显示出其独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