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部研究走向文化研究--20世纪西方文论的转向与回归

20世纪西方文论在经历了“非理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之后 ,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两大文论主潮开始了对人本身以及对文本“文学性”的探索 ,而它的深层转向———文化转向则将西方文论从占统治地位的内部研究走向了文化研究 ,由此重新关注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 ,并赋予了文本以开放的社会历史内涵 ,它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 ,是一种深层的转向与历史的回归 ,具有时代的历史性和必然性。     

在开阔激荡处把握诗的意蕴--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读后

“诗言志”在中国诗学体系中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但它本身含义的模糊性与它的重要性相比,似乎同样不相上下。在近代著名学者闻一多的提倡下,我们几乎已习惯了将“志”理解为独特的个体精神,而“诗言志”也顺理成章的被解释成为“诗(或者文学)即是传达人之个体精神的艺术形式”。在当代社会的种种文化语境中,媒体、谈话、演讲甚至也包括今天的高校课堂上,我们总是在有意无意中用“个体性”来谈论着“诗言志”。但事实上,我们对于“诗言志”的理解谈论——不仅仅是在现代话语已充分控制的文化公共领域,同时也包括在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是缺乏现象学所说的“还原意识”的,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在“诗言志”产生的原初文化语境中来理解、把握它呢?又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对“诗言志”的谈论其实是羼杂着现代话语欲望的投射呢?李春青教授的新著《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对于先秦两汉文化语境中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屈原诗学的人文地理分析

以屈原为主要诗人的楚辞,是长江文明的产物.在诗学领域,屈原把长江文明引入中华文明发展的总进程.排除有关传说中的巫术成分而观其内核,不难发现,中国民间将屈原看作“水之魂”或“长江之精魂”.屈原把诗性文明的开拓伸展到当时还处在原始洪荒的江南湖湘之地,既把中原文明的历史理性精神渗透到南方神话巫风的想象之中,又从南方神奇多情的想象里拓展了中原其雅节制的诗学世界,从而为中国诗性文明的博大和辉煌提供了一个与《诗经》同等重要的源头.     

老庄道家的诗学方向

把人生实践行为化成艺术 ,显现心灵的自由、思想之解放 ,这就是老庄道家诗学之“道”的重要特征。老庄哲学的诗性特征 ,充分地体现在这个“取道”(得道 )的实践过程中。老庄哲学除了对知性认识论与现象论有确切的感触之外 ,对实践理性的形上求解和本体论亦有深情的感悟。老庄哲学是探寻本体的诗性智慧 ,是一种非常明睿的诗性智慧。     

论福柯的空间化转向与本质性写作

福柯的空间化转向不仅表现在他的"异位"和"异位拓扑学"的思想之中,而且表现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对线性历史话语的解构,其"词物分裂论"对"可见物"的彰显与突出.福柯的空间化转向不仅促进了视觉文化和空间政治的兴起,而且引发了一种空间化的、对事物本身做出"本质描述"的话语或写作方式的革命.这种返归事物本身的本质化写作倾向与解构主义的游戏化写作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历史写作、文学创作、文学文化批评无不具有积极的意义.     

20世纪中国新诗话语研究

本文从反思中国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和对一种新的现代汉语诗学的吁求出发 ,提出从“话语”的角度进入新诗研究。本文将中国新诗话语界定为现代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现代汉语 ,将其置身在“现代性”境遇中的经验付诸诗的表达 ,对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因素———语言和语境———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 ,在2 0世纪汉语言和语境发生根本变化后 ,由于语言自身的限制和历史时代环境的催逼 ,新诗话语最终展示为诗人对语言和语境双重制约作出一定应答的结果     

辜鸿铭与历史文化屏蔽现象

辜鸿铭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扬,常致力于破除思想文化经典化过程中的历史屏蔽——特别是话语屏蔽现象,在追寻原典和原典精神,打破儒学“经学”传统和“理学”模式方面有明显建树。同时,其自身理论又成为历史的价值屏蔽对象,他的许多错误甚至荒唐的理论及时地遭到了历史的淘洗,使得他在价值屏蔽的作用下保全了起码的文化人格。     

王国维咏史诗与其上古文史之学的关联研究

王氏晚年的上古历史、文物与制度之研究 ,正是他早年诗学理想的展开和落实。王国维先生从哲学向史学的转变 ,其直接原因是为了解决他自身遭遇的人生困境。然而由于在这种学术启蒙中他选择的西方精神资源过于片面 ,因而在哲学中他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或将其人生困境彻底解决。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要转向“古器物、古文字和古史”这个历史学中的最偏僻的领域 ,其中原委主要有二。首先 ,这是一个有“理性”的领域 ,因而它能够满足王氏作为学人之学术需要。另一方面 ,这种“理性”又是一种“历史理性” ,它与王氏所谓的“可爱者不可信”的“客观真理”也就有了很大区别 ,因而亦可以满足作为诗人的王氏之情感需要。其次 ,它还是一个有“情感”的对象 ,但与特别容易刺激人的现实欲望的现代历史研究迥然不同 ,这种本质上已经“无功利”的“历史情感” ,对“生怕多情”的王国维先生也就成为一种最佳的历史研究对象。这就是古史研究乃至一切上古文物制度之所以可以成为王氏安身立命之处的根本原因。     

翻译学"语用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终结

哲学与语言学、翻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语言学转向”、“语用学转向”与译学的“文化转向”有其发展的哲学思想,考察了翻译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不足,文章试图以整合的视野,平衡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张力,探讨翻译学的本质,提出翻译学“语用学转向”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合理的人际交往活动,以意义为归宿,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重点放在主体和客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上,研究动态交际中语言使用的本质,是归结两大翻译研究范式走向极端的现象,使翻译研究走向建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