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认同及其危机--对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思潮的现代性反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速。文化全球化的语境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和创作手法,也带来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冲撞。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份认同的问题呼之欲出.“寻根文学”正是以文学的形式,参与了全球化语境下东西方文化的价值抉择,以语言同归和文本世界中原始神话天地的建构,完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尝试。但是,“寻根文学”无法与“他者”建立确证的身份认同关系,从而陷入危机。     

从群体心理到认同建构——多学科视角下的身份认同研究述评

本文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三大学科视野统合了“身份认同”研究概况。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连接点。在心理学学科中身份认同研究强调独特的个体认同与鲜明的群体认同。在政治学学科应用中身份认同先是表现为族群文化身份,而后在民族国家中出现了公民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张力,又在全球化浪潮中遭遇多重身份困境。在社会学学科中身份认同研究重视“身份”这一外在化标识,进而从制度安排与社会流动两个角度探讨面对社会身份系统的剧烈变化,群体如何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回应身份归属问题。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概念,重申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族群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族群的文化归属,尊重并承认族群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族群差异侧重族群的权利取向,过分强调族群差异与过分忽略同样不利于国家认同。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一元文化论和消极国家观,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差异政治、多元文化和积极国家,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族群体验的表达

表达既结合作家的体验和想象,又含纳和表现民族特质的族群体验,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核心命题.族群体验统一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认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表达族群体验时,选取了小说、诗歌、散文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类型,接受了潜藏在其中的制度、规范等,裹挟了和现实生存境遇贴得较近的时代观念和精神,同时力图运用各族群特有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或者本族群古老文化传统中的精魂等.这些策略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     

文化自信:精神生活质量的新向度

文化自信是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后的状态,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结果。文化自信是一种主体心态、价值诉求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新向度,是人的一种深度发展,是人在文化上增进自我、扩展自我的表现。当代中国文化领域的多元特征日趋明显。在多元文化境遇下,只有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通过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增强自我价值主导性;强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增强精神生活归属感;批判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丰富精神生活内涵;增强文化甄别能力和消费能力,提升精神生活主体价值等可能路径,才能使人走出多元文化冲突的现实困境,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中不断提升精神生活质量。     

《凤眼》中亚裔美国酷儿的族裔性别身份困惑

亚裔美国男性酷儿群体由于其性取向和性本质,成为亚裔族群内部被隐藏、被消声、被压制的“耻辱”,但同时他们又因为“顺应”了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中扭曲异化、女性化的亚裔男性的刻板形象而受到追捧。本文通过对美国华裔作家梁志英的短篇小说集《凤眼》的分析,揭示了亚裔美国男性酷儿们在面对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与本族群内部的性别歧视的双重压力时对自身的族裔性别身份所产生的困惑,以及他们对如何确立正视自己的族裔性别身份所作的思考。     

美国黑人小说的嬗变及双重文化

几百年来,非洲裔族群对种族平等的呼声从未间断。美国黑人作家在各国的历史语境中挣扎摸索,探求一条通向独立自我、独立人格的道路,其间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或以“求同”作文化融合的尝试,或以“立异”抵抗修正主流文化,使其为负载两种文化的黑人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虽然他们对美学传统不断进行修正与创新,但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实质不变。黑人文学的嬗变反映了黑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羽翼渐丰并逐步走向成熟。     

“根”的追寻──澳门土生文学中一个难解的情结

澳门近400年来的历史，产生了一个澳门土生葡人族群。19世纪就有人收集过他们的歌谣。20世纪40年代起陆续出现了一批澳门全生作家，并创作和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诗歌和小说。本文试图从澳门土生对自身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的焦虑情结入手，探讨澳门土生文学中澳门土生的边缘心态，让人们了解在中葡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产生了怎样的土生文学。     

论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

中华民族形成的特征是亘古亘今的老问题 ,既有“一元”论也有“多元一体”论的观点。这些论点的依据和面对的问题不同 ,所以解释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必然相异。本文认为 ,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可以取各家之长而又可作进一步的发挥。“一元”论可视为主体族群的核心 ,“多元一体”论可更多地阐明主体族群的开放性特征 ;主体族群的核心作用规定着整体民族的发展方向 ,开放性的作用在于保持新族群的融合及主体族群与边缘族群的联系 ,同时也使整体族群中某些成分异化成为其他异质族群。这种由主体开放特征形成的动态平衡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庞大的民族 ,也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开放性的文化认同心态 ,并以之接纳或传递不同民族间的信息 ,回应世界民族发展的潮流     

海外移民文学视点:文化属性与文化身份

海外华文作家独具风格的写作,将个体、民族特质融合在文化属性和文化身份的寻找中。这种新的人文特质、新的书写困惑,纠缠徘徊在故乡他乡、原乡异乡之间,在身份认同、国籍认同、语言认同之间。经过陌生的异域文化冲击之后,正逐渐摸索着建立一种超越地域身份、超越有形无形之藩篱的精神归属。     

论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认同及其出路——《说母语的人》中的族群认同与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分析

韩国裔美籍作家李昌瑞被誉为亚裔美国文学新星,美国文学评论界对其代表作<说母语的人>有很高的评价.族群认同和多元文化思想是李昌瑞的成名作<说母语的人>里的两大重要思想.本文以巴特的族群认同与族群理论等为理论视角,解读主人公派克从主流文化追随者、亚裔族群认同者到多元文化支持者的角色转换.角色转换分析映射出小说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张力,彰显了多元文化思想是亚裔美国人摆脱认同危机、走出边缘化,治疗"失语"的有效途径.     

族群认同探析

族群认同是一种社会群体水平上的认同,是族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础。族群认同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族群认同边界的持续存在和变化,而不能囿于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经由心性结构和社会现实决定的行为边界是理解当前中国少数族群认同的有效途径。     

中国记忆与华裔的身份追寻— — 散居认同理论下的《喜福会》释读

中国故事在谭恩美的《喜福会》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而以家族叙事为核心的故国书写不仅令家丑外扬,更是揭露了旧式中国的诸多弊端,这让作家备受指责.然而,依据霍尔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这些故国往事实为谭恩美对家族史的重构,即在对过去的重述中发现、定位个体当下的位置;但她的书写方式说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在华裔族群中的断裂,其叙述亦为主流的权力话语所操控.华裔只能站在美国文化的立场之上“回看”中国,其文化认同受制于族裔历史、社会文化和权力等多重因素,呈现出开放、流变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因此,小说里的中国故事生动展现了华裔女性如何在断裂与延续、同一性(即所谓的“中国性”)与差异性之间协商与选择,以寻求文化身份的认同,从而解决其所面临的种族身份和社会身份间的冲突与割裂.     

树立全球化时代的健康文化心态

今天 ,世界已发展到全球化阶段 ,当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已不可能离开“全球化”的总体国际背景。全球化进程呼唤文化自觉 ,新的文化论争需要文化上的自知之明。在并非由我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树立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健康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 ,不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 ,而只能是开放的文化天下主义 ;它既不自卑 ,也不自大 ;既有忧患意识 ,又有文化自信。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前提。     

论《店员》中犹太文化的悖论性

本文从犹太文化的角度,剖析了马拉默德《店员》中蕴含的悖论性文化内涵。《店员》主人公的痛苦和困惑从侧面传达了现代犹太人皈依民族精神传统的复杂心态,反映了犹太民族在坚持信仰、保持传统的同时又对其怀疑困惑的双重矛盾心理。作家在作品中既认同犹太传统信仰的价值观、道德观,肯定对这个传统的精神把握,同时又呈现了犹太传统所面临的考验以及受到质疑、挑战的趋向。马拉默德在小说主题思想以及创作上表现出的困惑与悖反亦昭示了犹太民族在犹太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寻求生存点的努力。     

多元族群社会的文化共同体构建：新加坡文化政策的演进逻辑

自1965年建国至今，新加坡的文化政策经历了民族文化政策、文化经济政策、文化社会政策三个时期。在国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双轨并进”的复杂局面下，新加坡的文化政策也呈现出清晰的变迁路径：在政策目标上表现为从塑造“政治经济共同体”向建构“文化共同体”的转变，在政策重心上表现为从融入“全球化”向凸显“本土化”的转变，在政策效果上表现为从整合“民族认同”向强化“国家认同”的转变。新加坡提供了一个全球化语境下基于多元族群社会建设民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其文化政策发展和文化共同体建设形成了独特的经验，对于新兴移民城市和后发现代化国家不乏借鉴价值。     

国家认同:中国梦认同的价值归旨

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本质内涵的中国梦,是由无数中华民族成员个体梦想汇聚而成的国族梦,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与价值追求。国家是政治实体的最高形式、民族精神的政治外壳、民族意志和命运的物质体现。国家认同观照民族特性、民族精神、民族意志与民族愿景,是中国梦认同的价值归旨。依据民族共同社会特征承认中国梦这一族群梦,进而获得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是个体民族成员与生俱来的基本认知与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梦认同的特定场域与国家认同的现实依托,构成中国梦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结合的实践载体,也是中国梦认同到国家认同价值演进的具体场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高度互补,则为中国梦认同归旨于国家认同提供了现实路径。     

关于全球化与文化认同危机

在全球化浪潮来临之时 ,传统文化是否能继续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独立性 ,中国是否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 ,这样一类问题正以文化认同危机的形式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自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努力超越现代化意识形态与西方中心主义 ,试图在重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消解全球化语境中日益加深的文化认同危机。实践证明 ,某些以文化的纯洁性为追求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 ,绝对化的“本真性”标准也是不存在的 ,因此 ,不能把民族性的标准无条件地凌驾于其他价值标准之上 ,相反 ,应当提出一种流动主体性、多重自我与复合身份的概念 ,来阐释文化身份与语境之间的关联性 ,化解而不是加深文化认同危机     

全球化语境与历史叙事的民族本土立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文化全球化语境激发的民族文化身份焦虑和重塑民族辉煌的渴望,致使明清与近代历史题材小说大量涌现,有效地孕育和拓宽了当下历史叙事的思想文化内涵尤其是文化冲突的新内涵。但在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也在文化认同、批判、整合诸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事实表明,历史小说作家只有具备开放的文化视角和健康的民族文化心态,其明清鼎革和近代转型的历史书写才能获取富有现代性的崭新突破。     

论1930年代京派与海派作家的文化心态

北京与上海不同的文化环境形成了1930年代京派作家与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巨大差异性。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然而,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或者因为对政治的失望而远离政治,或者因为对政治的恐惧而放逐政治,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体现出自由主义文化心态的趋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