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俗之问：国家“在场”宗教仪式——云南大理后山村彝族腊罗伯“接密枯”个案

“圣”与“俗”已普有为当代宗教仪式活动大众化的面相。基于祖先崇拜而源生的云南大理后山彝族腊罗伯“接密枯”仪式，借助其特定的时空场景和行为过程，嵌入性地传递了表述归属于死者和生者的神圣和世俗化内涵。地方权力精英充分动员和亲自参与的切合在“圣”、“俗”之间的仪式行为，因得益于权力资源的“再创造”，集体凝注在基于地方本土文化特色来培植财富生产力的这条行政惠民的潜规则上，其恢宏隆重的仪式场景，既神圣表达了文化“持有者”尊祖敬祖的祖荫“情结”，同时又巧妙地“嫁接”了地方权力精英基于仪式活动的“主导”而获得更高科层资本的内心诉求。传统的彝族“接密枯”仪式在动摇其文化本质的异境中勃兴发展，衍生出许多异样的文化元素。     

初识越南乡野

2008年12月，为全面、深入研究西南边疆跨境民族，笔者到越南北部老街省沙巴镇，先后对该镇的TaPhin、CatCat、TaVan三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了初步调查。三个村分别是瑶（Dzao）、苗（Hmong）、壮（Tay）民族聚居的典型村寨，不仅民族文化底蕴深厚，而且族际交融互动频繁。在此，本文略述越南三村印象，借以管窥越南乡野。     

土生在皇权边缘的权力——复读费孝通先生著作《中国土绅》

皇权与绅权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不离不舍地嵌合在中华文明历久的社会演进之中.为清晰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青年时代的费孝通便把“改造中国”以富民的人生理想定格在“认识中国”这个元点上,并终其一生“行行重行行”走访在华夏神州.《中国士绅》就是费孝通认识和描述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权力政治结构的代表作.复读这本学术经典,总能让人从中获得认知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财富.     

范式、超越与对话——《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评介

《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中国民族村寨调查》是云南大学专家学者在21世纪初组织调查编写的两套丛书。丛书将镜头聚焦到建国初期,既遵循人类学传统微型村庄研究的范式,又超越范式,将调查研究的视野放大到全国宏观区域,真实书写中国少数民族半个世纪的变迁历程及其文化态势,对村庄进行对比研究的同时,再次与西方学者对话"地方能否代表整体中国"这一传统论题。     

“去山地化”:南方农耕民族生计研究——云南石屏县麻栗树村花腰彝个案

云南石屏麻栗树村花腰彝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村民传统的生计方式具有显明的山地化特征。人口不频繁流动时期,村民根据客观的物理条件,创造出一整套完全适合于地域空间的山地农耕方式。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国家文明化进程和科技下乡,麻栗树花腰彝开始"跳农门"。在经济理性成为村民主体意识的情况下,村民逐渐转型发展一些附带技术含量的技能,各种能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的新兴副业于是进入村民生活,复合生业结构渐而成为花腰彝现代背景下的主要生计方式。     

民族识别与主体自觉——费孝通先生的关怀及其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当代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全民性民族识别工作,使我国境域内原本具有充分文化属性的族群共同体转型成为强政治属性的国家民族,为新生民族国家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施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地方知识.作为这一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给予了充分关怀.其“充分尊重主体自觉选择身份”的慧思,不仅为20世纪50年代开始并持续至80年代末期的民族识别制定了“名从主人”的工作原则,科学识别出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55个少数民族实体,而且对过去民族识别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遗留的但在当代社会由于受多重利益关系诱导而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名不符主”、“主不从名”进而诉求“再度识别”的问题也具有充分的解释力.     

滇越跨境民族“去贫困”识探

边民贫困是中国边境民族地区普性的社会事实,中国政府进行大范围巨资扶贫的同时,学术界也进行了多学科的多维视野研究。然而,市场化的加快进程使得滇越边民社会关系物质理性化,国家良好扶贫政策在滇越边境民族地区渐失"作为"的社会场域,从而导致国家巨资扶贫并未在边疆民族地区制造出新的财富生产力。只有国家保证巨资扶贫的前提下,积极培养地方权力代理人自觉的富民意识,进而在边区营造出一个良性的政策再生环境,滇越边民才能根本性走出贫困的生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