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净仪式与秩序重构：三明客家“游傩”的人类学思考

安乐乡夏坊村，每年正月十三都要举行一次以“游傩”仪式为主的庙会。这种以洁净仪式为主题的民俗活动，体现了客家人的地方认同和神明信仰。当地不同宗族成员通过“游傩”文化整合在一起，重构日常生活中因为经济交往或利益争执而被打乱的秩序。仪式性的洁净与结构性秩序的重置，使得地方社会在每年一次的集体行动中不断加强对客家文化的认同。     

管理知识精英要放弃“使用权力”

古人云，身怀利器，谨慎用之。面对知识精英，最好不要用之。精英分子骨子里蔑视权威，有天然的“平等思想”与“民主意识”；不会接受“科层制”，十分反感等级结构。管理者要彻底放弃依靠“权力”，对精英团队进行“科学”管理的企图。万不能依赖权力与控制系统，操纵与驾驭知识劳动者；尤其不能像个建筑施工队的领班那样，按工程进度进行“派活”，施以严格监控。     

“周二夜读”，打造学习型党支部

会议室里，窗明几净；明亮的灯光下，一张张年轻的而孔。“轮值主席”在PPT的辅助下，正在倾情演讲，学员们也在细心倾听，认真记着笔记。这场景，就是孝感市孝南区委组织部机关党支部开展的“周二夜读”活动。活动坚持了多年，旨在打造学习型党支部，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促文化立部。     

“司法腐败”的提法不宜再继续使用

“司法腐败”的提法这几年在媒体上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虽然其用意在于揭露和打击司法中的腐败现象 ,维护司法公正 ,但由于其语域范围过于宽泛 ,在实际使用中产生了不好的社会效果。一、“司法腐败”的提法不够准确“不被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腐败是权力的腐败 ,制约是对权力的制约。制约权力防止腐败的对象应是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人。近几年来 ,媒体在论述“司法腐败”时 ,也都是以个别案件的枉法裁判和个别法官的不廉行为为根据的。而“司法腐败”把权力腐败与权力部门相混淆 ,把个别人的腐败行为与司法制度的需要完善相混淆 ,是从个…     

交互涵化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实践——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例

随着全球环境及其治理的不断演化，全球环境治理出现了西方与非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共同体围绕共同知识与地方知识的争论。为此，本文借鉴“交互涵化”的概念和理论，尝试梳理和辨析这一知识辩论、涵化和再生产的过程，并结合相关实践的案例加以验证。基于关系理论主张的中庸辩证法原则，共同知识与地方知识是互融、互补且和谐的，涵化是社会知识再生产的重要路径。其中，知识辩论是推动涵化的核心力量。在单向涵化阶段，行为体间围绕他文化体的知识进入自文化体知识体系的可行性展开辩论，确定涵化的价值，实现知识学习。在双向涵化阶段，行为体间就生产包含自文化元素和意义的知识进行辩论，重视涵化的反思性，完成知识创新。在交互涵化阶段，行为体以塑造融合两种文化基本特征与优势的知识为目标开展辩论，彰显涵化的交互性，实现知识汇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构建呈现出明显的知识涵化过程。以国际组织为主的治理主体通过四场知识辩论，将以地方知识为内核的地方环境治理方式涵化为汇融地方性与共同性的全球标准。而作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典型案例，非洲绿色长城项目的发展证实了知识涵化与实践演化的相对同步性，知识层面的涵化塑造了共同体的学习、创新与汇融，...     

政治权力结构与非正式权力运作——基于中国地方党政系统的考察

非正式面相的政治权力结构即为非正式权力结构。政治精英在互动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人格化色彩的各种非正式权力关系。非正式权力运作的微观基础在于政治精英的特质,精英特质的三种类型包括先赋特质、人格特质以及社会特质。人治传统、关系文化、精英的社会心理需求与体制环境是中国地方系统非正式权力运作生成的基本因素,由此政治生活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与人格化的特征。而政治精英通过彼此的互动表现出合作、冲突与制衡的非正式权力运作形态。     

新加坡精英保“质”配套措施

精荚人才通过严格的程序步入政府机构，成为政府公务员，才是新加坡精英治国战略的第一步，如何保持公务员廉洁奉公，是关系到精英治国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如果公务员发生腐败将会断送人民行动党的前途，精英治国将失去人心，将会给新加坡带来灾难，为了保证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不滥用权力，保持廉洁性，因此新加坡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廉政激励、监督机制，以确保精英人才“永不退色”。     

冲突的是权力，建设的是文化——中美博弈中的“文化冲突”

中美“文化冲突”有四个表达层面。国际关系学者多从权力角度审视“文化冲突”，但这只强调了文化的权力功能，没有涵盖文化的其他特质。文化是社会历史现状的内在表达，没有清晰的疆界，文化之间并不必然对立。文化是一种主观的、灵活的、解释性的力量，既可以恶化冲突，也可以强化合作。文化可转化为权力，权力也改造着“文化”。“文化冲突”本质是权力冲突，因此不能指望以文化交流来消除冲突，更不能简单认为文化的外在传播体现了本国的软权力。但文化又是一种实在的力量，文化资源是公共性的，要让它成为实力，必须加强文化研究和建设，并与开拓性的政治实践相辅相成。     

源远流长的彝族傩文化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是一个以彝族为自治民族,多民族共同居住的民族自治地方。彝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采,古时候对历法和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研究,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崇虎、尚黑、贵左”是其文化的主要特征,自称是太阳之子,火的民族、虎的后代。     

楚雄彝族的民俗文化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素来就有“中国彝族文化大观园”、“东方人类故乡”和“世界恐龙之乡”的美誉。经过历史长年累月的积淀与民族的发展，楚雄彝族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民俗文化。     

警察如何公开信息——从“邓玉娇案”引发的思考

“邓玉娇案”引发了社会对警察公开信息行为的关注。警察行为代表了国家权力，警察的不当信息公开行为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大众对刑事侦查的信任危机。警察公开信息行为具有回应性、职权性、不确定性和事实性的特点。规范的警察信息公开制度需要坚持公共立场，防止地方权力干预，运用正当程序公开信息，还需要全面提高警察的素质。警察在刑事侦查中，依据案件的被关注程度与案件的隐私状况作出不同的解释，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实现信息公开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穿越“筑城”历史的“竹”图腾

贵阳别称“筑城”，“筑城”就是“竹城”。“竹城”名称反映了贵阳在古代翠竹葱茏。贵阳人爱竹，古代贵阳人对竹的理解和中原的汉族文人不同，竹不是高尚品德的象征，而是民族的图腾。今禾打造“筑城文化广场”，其设计理念要表现贵阳地方文化的个性，诠释民族传统文化。     

“权力清单”上的误区

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推出自己的“权力清单”。在充分肯定这种探索的同时，应当看到这一问题上存在的误区。“权力清单”上的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钓鱼执法”的问题、原因及对策探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和发展时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其行为方式和执法手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孙中界”事件的发生，再次引发公众对政府公信度的质疑，以“钓鱼执法”为例，对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行政执法的路径。     

本地人视角下的习惯法规范与纠纷——以凉山彝族为例

本文立足于“本地人”的视角,首先借助彝语语汇和一套本地的概念、分类,来解读彝族的习惯法规范及其判例.文章继而分析了“和谐”和“尊严”这对对立统一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彝族纠纷解决活动的影响.同时,基于“人观”、“犯罪观”及“权利观”的二重性,彝人的纠纷解决活动显现出“物质”与“象征”并重的特征,文章指出,其纠纷解决活动是一...     

相对剥夺感与“精英犯罪”

＂精英犯罪＂是指被社会视为＂精英＂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和部分办事人员利用职业便利所从事的犯罪行为。＂精英＂本身掌握一定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因而容易产生与周围人群比较的心理。当某些利益他们以为本该得到而没有得到,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从事谋取财富、权力和声望利益的犯罪行为。防控＂精英犯罪＂,应该倡导公平理念和落实公平制度,消解其相对剥夺感。     

“内生腐败”及其成因

中国历史上的官场“内生腐败”现象是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联动性的内生拓展型权力腐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逐渐式微，全民政治动员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淡出，一些地方政权中滋生出“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正在向群体化、集团化、规模化、半公开化扩散的趋势发展，最终将形成一个能左右当地官场政治生态、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权力实体”。这种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地方政治退化现象被称为中国武的“地方政权苏丹化”，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     

“俗”、“流”和谐：中国巩固边防要略的应有之义

祖国陆地辽阔的边疆和海岸线是“边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俗”与“流”的交流，可以扩大每个个体能够调动的资源量。要从爱国守法、人格平等和本性自由等新观念结构的高度来进行促进边疆“俗”、“流”和谐的制度建设。不仅要注意边疆“俗”、“流”和谐建设的硬指标，还要关注这种建设的软指标。“俗”、“流”和谐对于实现边疆各主体的两种心理预期均有益处，因而对和谐边疆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老板”村干部主导下村委会权力运作方式研究——基于皖中DG村的调查

立足于皖中地区DG村的田野调查，分析了主导村委会权力运作的“老板”村干部进行权力运作的具体方式：利用“政缘关系网络”、“第三种力量”去跑项目争资金；发挥三代以内宗亲和姻亲的“自己人”作用；通过建立拟亲化关系网络、赋予体制性身份来内化“自己人”；发挥离职村干部、无职党员、村民代表等体制精英的作用。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