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封转移“对牧民收益影响分析——以正蓝旗桑根达莱镇敖力克嘎喳为例

退牧还草不仅涉及全民的长远利益,也直接影响到部分牧户的当前利益,如果不对这部分当前利益予以足够重视,在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之间找到均衡,退牧还草的预期目标能否实现是令人担忧的。本研究就退牧还草政策对敖力克嘎喳牧民的收益影响进行回归分析,指出政策对牧民收益的负面效应,并针对负面效应对补贴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尊重市场规律和牧户意愿,坚持长期的补贴政策,加大政府退牧还草投资力度等政策建议,从而可使退牧还草政策得以顺利实施。     

全面预算管理中的风险规避设计

企业经营中存在着风险,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中需要全面、系统地考虑风险因素的影响,那么改造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利用预算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和综合性管理框架,融入风险管理理念和控制方法,提高企业管理绩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辽宁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认为 ,目前辽宁省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乡镇企业改制偏重出售一种形式 ;二是转制中集体资产的流失 ;三是对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认识偏差 ;四是产权制度改革中的急于求成。针对以上问题 ,提出了目前辽宁省乡镇企业转制应采取的主要对策     

农业制度供给不足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认为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制度做为一种“公共品”，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更由于中国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农业制度供给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中。中国农业制度供给不足，既有初级行为团体方面的原因，又有次级行为团体方面的原因。然而做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农业制度供给不足主要是政府主体造成的。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就业制度等制度供给严重滞后于制度需求，对中国农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收入约束效应分析

农村居民消费疲软已经成为经济稳定发展的一大障碍,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对我国经济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对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因收入差异而呈现消费分层的特点:高收入组农村居民消费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其边际储蓄倾向较高;低收入组农村居民由于受收入约束,消费支出的大部分用于维持基本生活;中等收入群体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主体,其消费能力可能已经超过农村总体平均消费水平。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购买力和边际消费倾向各不同,农村购买力向高收入阶层集中,低收入阶层不仅购买力不足而且严重拖后了农村整体消费能力。     

契约经济学: 起源、演进及其本土化发展

面临交易成本问题、不确定性和风险约束,现代契约设计的核心是缔约方权利与责任的治理结构安排;有限理性、交易成本、未来不确定性及风险所引致的理性不完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契约不完全,而契约不完全导致的剩余权利与交易匹配是实现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契约经济学本土化发展的不足与挑战是交易费用度量困难、风险对称配置机理模糊、契约履约机制研究薄弱和非正式规则在契约自我实施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匮乏。如何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协调安排,降低契约实施成本,是中国市场经济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值得研究者重视的重要课题。     

流域水资源准市场配置的内在条件与制度环境

流域水资源的特点决定了单纯的市场机制和单纯的政府管理机制都不能做到水资源的有效配置 ,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水资源准市场配置是实现流域水资源效率配置的基础。流域水资源准市场发育的内在条件为 :明确界定的产权、与土地使用权相分离的水使用权、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合理的水价。适宜的制度环境是流域水资源准市场发育的外在条件 ,为此必须完善水资源立法 ;改革政府行政机构 ,建立不同主体的利益补偿机制     

中国食物安全认识偏差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目前中国对食物安全的认识在以下几方面存在偏差：食物安全与粮食安全的关系,地区间、国际同比较优势与食物安全的关系。由于对食物安全认识上的偏差,使得政府政策制定与食和安全目标之间存在一些不一致,导致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多目标体系的不协调认识,对农业资源的永续利用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农业水权转移的条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国外研究的综述

农业是世界水资源最大的使用者,由于农业用水的低经济效益和高消耗比例,世界水权交易的主要内容是农业水权转移。在国外水权交易实践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农业水权转移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及其影响因素作一综述,以期为中国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水权市场的良好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水资源“农转非”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对河北省兴隆县转轴沟村的案例研究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威胁,非农行业与农业争水现象普遍,水资源“农转非”已是大势所趋。文章以河北省兴隆县转轴沟村水资源转移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水资源“农转非”对农村发展已经发生和潜在的影响。结果发现:水资源“农转非”不仅会挤占农村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水资源,而且还会危害自然环境、破坏未来水资源的供给能力,并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农民的水权,影响农村社会的团结稳定。建议必须在水资源转出速度和数量上给予限制;加强节水型社会的构建;尽快研究、完善中国的水权制度;并应克服无序竞争性用水行为,及早采取切实可行的开源、补偿、保障及管理等配套措施,以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实现农业和农村的持续、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