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刑事违法性之确定

确定刑事违法性,应当遵循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相统一、刑法规范和非刑法规范相结合及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以刑法规范和非刑事法律为确定依据。普通刑法刑事违法性确定,要以刑法分则规定为依据,在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本质特征指导下展开;单行刑法刑事违法性确定要与普通刑法总则性规定相统一,对单行刑法中的总则性规定,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而优先适用单行刑法中的总则性规定。     

刑法学(二)学习辅导(一)

第二十三章 罪刑各论概述 本章重点掌握的问题 一、罪刑各论与刑法总论的关系 刑法由总则规范和分则规范两部分构成。总则规范设定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则和各种具有共性的制度,分则规范规定各类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及其刑罚。总则规范对分则规范的设定与运用起指导与制约作用,分则规范对总则规范具有体现和丰富的作用。刑法学以刑法规定的犯罪与刑事责任、刑罚为研究对象,其中总论研究刑法     

渎职罪中"徇私舞弊"规定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刑法中有15个条文出现了"徇私舞弊"字样,而刑法分则渎职罪一章就占了12个."徇私舞弊"频繁出现在某类犯罪的法条中,是渎职罪的一个重要特色.徇私舞弊,是一个比较常见又比较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的职务行为中有不同的表现,但通观这些规定,笔者认为存在人为割断量刑幅度、轻纵犯罪、逻辑矛盾等立法缺陷.在论述立法缺陷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刑法学分论学习辅导(一)

第一章刑法分则概述学习本章时,同学们应重点掌握两方面问题:一、刑法总则和分则的关系;二、罪状、罪名、法定刑的概念和种类。一、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关系我国刑法典包括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规定刑法的指导思想、任务、立法根据以及定罪量刑的一般原理、原则,分则规定各种具体犯罪的概念、     

刑法立法拟制研究

刑法立法拟制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拟制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赋予原事实以相同法律后果的立法方式,刑法立法拟制满足了拟制规范的形式合理性。然而,这种决断性虚构仍难免虚置原犯罪构成、违背实质的罪刑法定、强调社会保护等有违实质正义缺陷。比较研究表明,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立法拟制类别及拟制条款过多,有损刑法的严谨性与权威性。应在尽量保持刑法稳定的前提下,根据拟制的要素内容的不同,对我国现行刑法立法拟制进行折衷的限制论视角下的发展理路拓清。     

我国共犯关系脱离制度立法之建构——基于比较法的考察与借鉴

共犯关系脱离理论作为弥补共犯中止处罚不足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国外主要通过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或者在司法中确立处罚标准进行具体建构。由于我国刑法学界对此缺乏相关研究,导致司法实践中发生的诸多共犯退出现象均以既遂论处,处断结论难以反映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域外通过司法确立处罚标准模式难以契合我国现有刑法的相关规定,而立法建构的方式,尤其总、分则式的立法模式更能适应多变的社会,是确立我国共犯关系脱离制度的最佳立场,因此,可在刑法总则、分则中增设相关条文填补共犯关系脱离制度的空白。     

对我国刑法量刑改革的立法反思——以侵犯财产罪中“多次”行为规定为视角

我国刑法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关于“多次”的规定较多,但这些规定的种类、作用不同,致使其凸显失衡性、混乱性、模糊性等特点。以我国刑法分则中关于侵犯财产罪的“多次”行为规定为例,既存在同一层面上的不同财产犯罪因“多次”的规定不同而产生的量刑差异,也存在“多次”行为自身司法解释规定的混乱性对定罪量刑带来的困惑,还存在“多次”行为在适用范围以及与其他行为的竞合所导致的“禁止性评价”与“一事不两罚”等困境。这都表明对我国刑法量刑改革进行立法思考的必要性。     

聚众淫乱罪的立法评价及完善

刑法关于聚众淫乱罪的规定不能反映对淫乱行为规制的立法本意,以"聚众"作为客观要件无论从价值评判还是技术评判上均存在缺陷。因此,对聚众淫乱罪进行科学反思,对其存废作出理性的选择,对私然性淫乱予以除罪化,应设立公然淫乱罪,对相关法条作出技术性调整。     

关于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刑法分则体系的两个层次，都是以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为标准，按从重到轻的顺序进行排列的。各类犯罪在其中的定位，体现着刑法的立法精神、立法意图。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的社会危害性，特别是其政治危害、精神危害性，在刑法分则体系中均居于前列。     

略论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由于立法将其归类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成为刑法理论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司法界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内容、形式和犯罪数额等方面,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司法认定上都存在着争议。文章针对合同诈骗罪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结合相关学理进行分析。     

教育法典编纂背景下受教育权的部门法基础及其规范整合

现有理论研究多是从宪法层面探讨受教育权问题,并将其归入公法调整范围,从而遮蔽了其他部门法视域对于这一问题的拓展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受教育权在私法领域的研究价值。刑法、民法以及行政法等部门法关于教育条款的规定,同样是受教育权保障的重要规范基础。在协同运作方面,受教育权部门法规范的双向衔接面临着一定的实践困境,在实体衔接上缺少技术规制思维,在程序衔接上缺少程序救济条款。在规范整合方面,统一立典是受教育权部门法规范有效整合的路径依归。从分散立法到统一立典,体现了受教育权立法保障的逻辑转换。从国家教育权到公民学习权,彰显了受教育权规范整合的权利基础。从立法论到解释论,则是受教育权保护规范的具体适用路径。     

抢劫赌资行为之定性研究

针对我国抢劫赌资发案率激增现象,最高院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但这一司法解释没有对现实中可能会遇到的具体情形进行分类概括,导致实际运作中产生许多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从对赌资的定性入手,对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抢劫赌资＂的规定进行进一步阐释,弥补了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存在的疏漏,使司法实践对其的认定更能体现刑法的精神。     

我国刑法第10条之检讨

我国刑法第10条对外国刑事判决消极承认的规定，一则不符合国家主权权利部分让渡的当代国际法发展趋势；二则不利于充分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三则与我国即将批准的人权公约内容以及我国正在开展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实践相矛盾；四则造成了累犯司法认定上不必要的争论与困惑；五则未能迎合对外国刑事判决效力由完全否认至消极承认再至积极承认的世界立法潮流。应修改刑法第10条，有条件地积极承认外国刑事判决。     

关于我国刑法分则条文设立模式的解读

刑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模式既是一个立法论问题,也是刑法解释论中的一个基础问题。我国"犯罪成立模式说"对传统刑法"犯罪既遂模式说"的批判并不成立,"犯罪既遂模式说"不仅在解释论上具有可行性,也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     

论我国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再构建

自白任意性规则被英美法和大陆法所共认 ,它以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为理论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然也有自白任意性规则的规定 ,但是由于实体规定的粗疏和程序保障措施的缺失 ,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趋于口号化。在重新构建这一规则时 ,应该从实体构成性规则和程序保障性规则两个方面作出规定     

浅析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之法律效力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之效力一直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合同的效力直接影响到交易的安全和稳定性。然而在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的认定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造成司法实践中判断标准的不统一。因此,通过对国外立法进行分析和比较,结合我国合同无效的立法变革及目前司法机关对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的处理方式,对我国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效力进行思考和研究,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促进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刑法解释体制问题研究

我国目前的刑法解释中,有权解释是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这两种法定的解释构成我国刑法解释的二元体制。但由于对法律解释的定位富有本土特色,即法律解释权的二元分立,造成实际运用与法律定位的巨大反差,表现为现行的刑法解释体制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冲突。因此,重新定位法律解释,并建构科学有效的刑法解释体制将成为必要。     

新刑诉法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探讨

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明文规定,是在程序方面对刑法修正案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的实体法上的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的研究,可以探求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减少其回归社会难度的路径,以图推进我国法治文明的进程。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法学新思考

体制转轨的过渡阶段,犯罪问题十分突出,对正常社会秩序及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但与严峻的犯罪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现有的刑事理念与体系结构却不尽合理,其所能提供的应对犯罪的手段较为单一,效能也极其有限,因而我国现有的刑事司法资源在惩治、预防犯罪活动中很难发挥积极有效作用。我们认为应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重新审视刑事法律,探索能够使有限的刑事司法资源发挥最大效能的刑事司法观念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