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外译家对诗歌翻译中"seed"的诠释

Bassnett提出了诗歌翻译中"Transplanting the seed"这一概念,但她并未对"seed"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文章从Bassnett、Newmark、Barnstone、林语堂、翁显良、许渊冲、刘重德等中外译家的相关论述着手,分析诗歌翻译该翻译什么、侧重点又是什么等问题.虽然"诗无达诂,译无定法",但中外译家的认识却颇具共同之处:译诗首先保留的是诗之内容,是"精神"、"神韵"或"意境",其次才是形式.完全的形似是不可能的,应保留原诗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浅说译诗的几个问题

诗歌是否可译以及怎样翻译诗歌 ,这是译界长期争论而未达共识的问题。文章坚持“诗歌是可译的”主张。在诗歌翻译中 ,我们应奉行“诗人译诗 ,以诗译诗” ;“形可变而神不可失”等原则     

诗歌翻译之策略

本文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肯定了诗歌在不同语言之间的可译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的“拆解和重构”、许渊冲的“意美、音美、形美”等诗歌翻译理论与相应的翻译实例相结合探讨了诗歌翻译的过程、目标、审美标准等问题。     

汉英诗歌翻译中静态意象的可译性问题探索

本文试从可译性的角度来探讨诗歌翻译中静态意象的处理方法。通过讨论诗歌翻译的两种翻译观指出诗难译但不至于不可译。可通过归化、保留静态意象信息的模糊化等方法来解决诗歌翻译中语言和文化的断点问题．     

“以诗译诗”：一种必须坚持的诗歌翻译观念

中外学者之所以共认译诗之所以难,主要在于诗歌独立的文体特征;如果对于诗歌没有基本的了解与认识,到位的译诗是不可能出现的。“以诗译诗”作为一种新的译诗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前一个“诗”是指对本我民族里诗之共识;后一个“诗”,是指所译对象的美质与美形。只有当两个“诗”相生相融的时候,绝佳的译诗也就产生了。在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界,如果有一批译者能够长期践行“以诗译诗”,则是中国诗坛之幸,世界诗坛之幸!     

试论王佐良的诗歌译作与译论

王佐良是研究英国文学的著名学者和优秀的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主要是诗歌，其诗歌译作乃名家之笔，其所论乃学者之见，具体体现在：独特的选材观；知“义”论世的诗义理解；变通的“神似”译诗方法；译诗的文化意识；译诗的主体是诗人；坚定的“诗歌是可译的”信念等方面。其译作和译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再议“以韵促译”——汪榕培英译吴歌

日前曾就汪榕培先生“以诗译诗”的诗歌翻译路线发表过一篇文章,先入为主地提出“以韵促译”的翻译认识,以此梳理与定位汪译陶渊明诗歌翻译行为。解读汪榕培英译吴歌后得出新论,即汪榕培诗歌翻译行为不仅体现着“以韵促译”的翻译策略,而且也体现出“以唱促译”的翻译特色。     

诗歌翻译的“信、达、雅”——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说起

试对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两篇译文进行品评和比较后,我们就如何将“信、达、雅”的标准运用于诗歌翻译进行讨论,从而为诗歌翻译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我们的初步结论是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运用于诗歌翻译时,译者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要真正做到“信”,必须从诗的写作背景,文化差异,功能对等等角度多方面考虑,做到“译气不译字”;诗歌翻译的“达”不仅需要译诗语言通顺,还需要有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诗歌翻译的“雅”在于译诗能够贴近原诗的形式。     

诗歌的翻译就是意义的阐释和重建吗？

诗歌的翻译究竟应该翻译什么?诗歌作为文学作品，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在翻译时必须考虑译诗的文学性，而文学性离不开传统，作为文学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的陌生化总是相对于一定的传统。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本身的差异及文学传统的不同，拘泥于原文的“建构形式”往往会失去原来的陌生化效果，从而丧失文学性。所以，诗歌翻译不仅仅是意义的阐释和重建，而且也是形式的移植，但绝不是拘泥于原文形式。     

意义的阐释与重建——论诗的可译性

对诗歌的可译性进行探讨，表明诗歌是可译的，诗歌翻译离不开对原文意义的阐释与重建。译诗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诗歌的可译性。诗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其意义也是可以移译的，虽然完美的译诗不是人的能力所能企及的，但通过对原诗意义的再创造，译诗完全可以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意义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不是给翻译设置了障碍，而正是给翻译开了绿灯。诗的可译性是以意义的确定性为基础，又是以其不确定性为旨妇的。     

以诗译诗诗人译诗 --王佐良诗歌翻译述评

本文概述了王佐良的诗歌翻译理论,指出其诗歌翻译理论集中体现为“以诗译诗,诗人译诗”,在翻译实践中王佐良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主张,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对今天的翻译界具有借鉴意义。     

衍译：诗歌翻译的涅槃

本文提出诗歌难译,非不可译,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衍译”。本论文从东西方的角度阐述了“衍译”的由来,界定了“衍译”的性质,根据诗歌翻译具有的种种不确定性,提出诗歌翻译的最佳途径是衍译。衍译不是归化,而是最大程度地追求互文性,让译诗保持原文的精神和形式,让译者真正做到“一仆两主”。作者以所教学生的诗歌翻译为例,以说明“衍译”是如何在诗歌翻译教学中得到实践的。     

论译诗

本文针对某些名家提出的诗不可译的观点，阐述了这一观点形成的一些原因，提出了译诗与文学欣赏联系的观点，与不同语言诗歌形成的同一意境的观点，进而与“动态对等”翻译理论联系起来，由此引出诗可译，但极难译及相对性评价译诗的观点。     

闻一多论译诗

我国早在后汉、南北朝已有人开始译诗,但迄于晚清,有关诗歌译论的文字尚无片言见于文献。南社胡怀琛1914年出版《海天诗话》,以传统诗话的形式初探诗歌译论,虽多属感性认识,但已触及某些本质方面的理论,可视为我国诗歌翻译理论的滥觞。“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之后,我国文学领域译诗日多,译论迭出,郭沫若、茅盾、成仿吾、闻一多等于创作、翻译之余,竞相撰文研究译诗的得失,遂使我国诗歌翻译理论初具框架,初显雏形,并开始走上正途。其间闻一多先生独辟蹊径,自创新说,为我国诗歌翻译理论贡献弥多,功在奠基,尤应引起后人注意。     

从《夜》的翻译看“风韵译”的得失

郭沫若的“风韵译”在诗歌翻译界自有其分量。“风韵译”以诗传韵,不仅传递出原诗的内蕴,译诗还韵味十足;凭借译者之能,采用“归化”策略,意译创造,利用民族文化为读者服务;但同时,译诗忠实欠缺,美译常见,忽视原诗特点,让人分不清是译诗还是原创。     

翻译家卞之琳研究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卞之琳在诗歌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口语化、格律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用诗歌体裁翻译的莎剧,也成为了格律体莎剧译文的代表作。     

从许渊冲诗歌翻译看文化转基因的再现——以许渊冲先生所译《游东田》为例

文学翻译不仅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系统转换的交流活动,而且是两种语言背后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特殊表现形式。本文以许渊冲先生所译南朝诗人谢胱的名诗《游东田》为例,通过“以创补失”和“三美”论,解读许渊冲诗歌翻译中文化因素在译诗中的再现,从而论证诗歌翻译不是复制原诗,采用“拆散、重组”文化基因的移植方法可以实现以诗译诗,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论诗歌翻译的“形”与“神”

诗歌翻译历来是翻译研究领域中的难题。译诗之难,难在其内容与形式的不确定性。译诗既要形象地译出原文诗,又要把握其节奏和韵律,锤炼其语言,再现其内在精神和意境。诗歌中“形”与“神”的矛盾如同“鱼”和“熊掌”的关系。该文旨在探讨如何理解诗歌翻译中“形”与“神”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并由此探索怎样才能译出“形神兼备”的作品。     

从许渊冲的“三美”原则看汉诗英译--以《清明》的英译本为例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译事难,而译诗则更难。该文从许渊冲先生提出的诗歌翻译的“三美”原则出发,分析了杜牧《清明》一诗的三个英译本在意美、音美和形美方面的差异。希望通过对比,为今后的汉诗英译带来一些启发。     

英诗美学认知及汉译创造空间

诗在理论上是不可翻译的,因为各种语言的语音系统、构词和语言结构系统都不相同;然而,从思果的"翻译不是翻译,是重写"和奈达的翻译过程中重组的观点来看,译诗又是可能的。但翻译决不是对原诗的克隆,而是对原诗的阐释和重组、再创造。从众多译家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实践看,诗歌翻译有很大的创造空间。诗歌翻译要以诗译诗,做到情真、象美、意藏、言凝。一味模仿原诗格律,翻译出的作品将会不伦不类;而遵循汉语语言规律,跳出原文形式的束缚,译作就会创造出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