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公务员权利救济的若干思考

行政公务员在受到内部行政行为侵害时,有其特殊的救济制度,这不同于一般公民的权利救济。本文结合各国对行政公务员权利救济的规定,对我国公务员申诉控告权进行了思考,论述了公务员复议权的构建,并探讨了权利的司法救济,试图扩大公务员的权利救济途径,完善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之完善

权利需要有效性救济作后盾,由于传统理论对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关系的定位偏颇,在我国实践中,使得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缺乏有效性,而目前很少有人对其予以关注。本文分析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向“特别法律关系理论”的转变,并介绍了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实践中对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改革,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的重视,我国也应借鉴别国经验,当公务员权利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以有效保障公务员的权利。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构想

公务员权利救济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受特别权利关系理论的影响,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局限于内部行政救济,排斥司法救济,无法适应法制行政与人权保障的时代要求。本文通过梳理特别权利关系,提出完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一些建议。     

刍议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之完善

《公务员法》颁布实施之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促进行政机关人事管理科学化、法制化已成为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但目前我国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很不完善。现有的行政救济途径仍存在着很多不利于公务员权利保障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权利救济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剖析公务员权利救济的理论基础,从理论和具体制度上提出完善的建议。     

浅论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探讨

受特别权利关系理论和我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影响,内部行政行为在我国是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的,公务员对行政机关的人事处理行为不服,只能通过申诉或控告等非正式途径来寻求救济,这不仅不利于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与法治社会的基调相违背。本文正是通过对现行制度缺陷的分析,来探讨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     

我国人事行政救济制度初论

在维护公民权益的行政救济制度日益完善的今天,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却相对薄弱。公务员是行政执法的中坚力量,能否对其权利进行有效的保护,不仅直接关系到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而且还关系到行政权力体制的良性运行。因此,对人事行政救济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议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是指行政行为的可受司法审查性,是行政诉讼法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受特别权利关系理论和我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影响,内部行政行为在我国是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的,公务员对行政机关的人事处理行为不服,只能通过申诉或控告等非正式途径来寻求救济,这不仅不利于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与法治社会的基调相违背,在行政机关中出现了行政权力私有化、贪图私利更导致滋生腐败的问题。由此,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的批复、指令等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的问题是当前比较前沿的行政诉讼问题。     

中日公务员行政惩戒法律救济制度的比较

公务员惩戒制度是通过惩罚公务员的失职行为而对该公务员及其他公务员予以警戒的制度。该制度对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防止公务员滥用权力和违法乱纪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如果惩戒不当,对公务员合法权益将造成莫大的损害。“有损害就有救济”,纵观世界各国的公务员权益救济制度,大体上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并轨”的救济模式,如美国、日本等;另一种是以行政救济作为单一的救济模式,如我国现在所实行的公务员申诉与控告的行政救济制度。本文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的公务员行政惩戒救济制度,以“扬弃”的移植理念,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行政惩戒救济制度。     

行政救济外第三人及其权利保护

行政相对人分为行政对象人和行政相关人；行政相关人又分为行政救济第三人和行政救济外第三人（行政救济第三人：系指其权利受到行政行为影响时可以诉诸行政法上的法律手段进行救济的第三人；行政救济外第三人：系指其权利受到行政行为影响时不能诉诸行政法上的法律手段的第三人）。区分行政救济第三人和行政救济外第三人的标准是：行政行为对其是否产生了直接的法律效果和调整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法律规范是否在服务于公共利益之外还调整了相对人和相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对行政救济外第三人权利保护进行在个案中进行了探讨。     

中法两国公务员救济制度的比较分析——以完善中国公务员救济制度为视角

在法国,为了防止行政主体的侵害,公务员具有行政上的保护手段和司法上的保护手段;在中国,公务员只能通过申诉控告维护自己的权益。中法两国在公务员救济制度方面的不同缘于两国在公务员关系理论、权利规定及行政诉讼等方面的不同。借鉴法国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完善中国的公务员救济制度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摒弃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第二,扩大公务员权利范围;第三,完善公务员救济途径。     

论村委会选举中的违法行政行为及其法律规制——兼谈农民选举权利的保障与救济

村民选举权利是宪法规定的村民自治权的一种,但在选举实践中这一权利常常受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现行法律对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村民选举权利如何救济的规定极不完善,应当通过建立和完善村委会选举的诉讼救济、行政复议救济、信访救济、行政处分救济以及人大的监督救济等制度增强对村民行使选举权的保障。     

完善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因其受特别权利关系理论的影响,操作性不强,不能有效的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利.而公务员权利救济是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切实保障公务员的权利,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成果,对我国公务员权利体系的完善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从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涵义,现状及其缺陷入手,运用比较分析,逻辑推理,历史研究的方法分析研究了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需完善之处.     

我国公务员是否、应否具有揭露权？

本文第一部分通过对我国公务员权利与义务的梳理,发现我国公务员法规中"揭露权"的缺失,由此引出了我国公务员是否应当具有此权利的问题.第二部分主要从行政伦理学的角度论证了公务员"揭露"行为的正当性,确认公务员"揭露权"的重要性,并分析了揭露权保障的必要性.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生长的动因分析

公务员权利救济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多以行政性救济为主。由于行政性救济欠缺程序性规定,操作性不强,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为了切实保障公务员权利,有必要从多方面对该制度加以完善。     

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可以向监察机关寻求救济

编辑同志:我对主管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是否可以向监察机关寻求救济?四川王颖王颖同志:这里讲的“救济”是指纠正已经发生或者业已造成损失、损害的不当行为。国家公务员不服行政处分决定,通过监察机关寻求救济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公务员对主管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分不服的救济,另一种是公务员对监察机关直接给予的行政处分不服的救济。在这两种情况下,公务员不服行政处分决定时,都可以通过监察机关得到救济。一、当给予处分的决定机关是主管行政机关时,公务员对主管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分不服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略论内部行政救济

公务员的行政救济属内部行政救济。公务员无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获得救济，势必影响公务员救济的公平、公正性。因此，有必要从三个方面提高对公务员救济的实效，即进一步严格内部行政救济的程序和责任；将一部分行政机关内部权益纠纷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对涉及公务员重大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纠纷实行司法审查。     

浅析"采光权"的行政法保护

本文所称的"采光权"指不动产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获取适当自然光照的权利。目前,我国相关法规对"采光权"受到侵害后的救济集中在侵权损害赔偿,这不免涉及到相关规划审批行为影响居民"采光权"的问题。但我国法律并未明确对该权利救济的方式。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判决局限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驳回起诉"。而受到侵害的实体权利并未得到有效救济。本文旨在通过对"采光权"的法律分析,探讨对居民"采光权"行政法上救济的方式和标准,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公务员权益保护之司法救济制度构建研究

放眼当今世界,随着现代法治建设的脚步,各国纷纷将司法救济权纳入到公务员权益救济手段中,而我国立法者却把公务员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截断,致使我国公务员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或不公正对待时,无法得到全面的救济,这有悖于"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现代法治理念,本文则是尝试在我国构建公务员权益保护的司法救济制度。     

我国公务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的重构

公务员相对与普通公民,他们是执法的主体,属于强势群体;而在行政关系内部,由于他们是被管理的对象,他们的合法权利被损害以后,很难寻求外部力量的救济,这个时候,他们又属于弱势群体。要改变公务员在内部行政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权利救济难的问题,必须对中国现存的法律的理念和制度进行重构。     

论内部人事行政行为之司法救济

内部具体行政行为一直以来被认为属于内部管理行为,不行政诉讼范围之内。对此,本文提出严重影响公务员权益的内部人事行政行为应该纳入行政诉讼,并围绕这一观点,从内部行政行为不应司法救济之驳斥、内部人事行政行为司法救济之必要、内部人事行政行为司法救济之法理分析和意义等方面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