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的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在社会公共领域,面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公共性成长缺失的治理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寻求“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社会共治模式。社会共治的治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加快“放管服”的改革进程,也需要以具备专业性和创新力的社会组织业态作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基础,还需要权衡基层政府的治理效率和风险,采用“适度”的行政干预将社会自治能力的生长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社会建设引导基金是公共治理的一次创新尝试,在社会共治理念下,它通过融合“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维度的机制设计,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和企业的优势力量,最终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增效,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社会“去结构”状态与社会发展

在西方后结构主义和维克多.特纳的反结构思想下,文章提出了社会"去结构"的理论思考。探讨了社会"去结构"理论的内涵、特征和现实存在,指出在当前社会结构弹性建构、社会疏导机制建立和小康社会建设中,应当重视和加强对社会"去结构"状态的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与“两型社会”建设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两型社会＂建设的发展战略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很好的平台。在＂两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既符合自身发展要求,也符合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略论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流动的数量逐年增加,流动人口的规模持续扩大。在此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形态在发生深刻改变,对国家战略规划、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严峻挑战。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的有效引导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参与。为此,需要改革不合时宜的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逐步实现对城市流动人口的规范化的管理和均等化的服务。     

“小政府、大社会”与廉政建设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小政府、大社会”是控制权力腐败的必由之路，也是廉政建设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性的选择只有在承认权力存在的现实合理性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缩小和控制政府权力的运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和社会自治范围，从而把权力腐败现象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草根组织”与同心共筑“中国梦”

社区社会组织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是典型的草根组织。积极推进各类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同心共筑中国梦，社区社会组织大有作为。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必须和必然。     

“风险社会”理论与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公安机关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亟待更新,警务改革势在必行。公安机关有效管理社会的前提,是对社会有正确的认识。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出发,对非传统公共安全的新形势进行分析,对社会不和谐因素进行解构性的评价,进而结合去年以来辽宁公安打造国际一流警务的改革实践,对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进行解读。     

日本“个体社会”的成长与社会统合方式

战后日本社会通过企业统合、综合开发统合、社会保障统合将"社会性要素"统合在资本主义框架中。三种统合方式统合了包括城市及农村劳动者、无劳动能力者等在内的所有国民,实现了西方社会中少有的"一亿总中流"社会。但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个体社会"的趋势日益明显。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导致这种趋势的呢?从社会统合方式的角度探寻日本"个体社会"的背景。     

全面深化改革与“三个解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到2020年改革纲领，以非常鲜明的语言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这场“啃硬骨头”、“涉险滩”改革中提出的重要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学习、深刻领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治理”的丰富与创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新思路,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既不是对原有的社会管理的简单升级,也不是对西方治理理论的照搬照抄,而是我党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三中全会所表述的社会治理,有鲜明的目的性,预示着社会管理理念的重大转变,其主体多元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治理的内容和方式也更加丰富。     

“中国梦”与“中国现代性”的塑造

习近平总书记用"中国梦"这一形象的语词,通俗而又明晰地表达和强调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当代中国发展的主题和目标。应当明确,由于与现代化过程相伴随和契合,当代中华民族的复兴,其内涵和实质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复兴,而是现代化的实现,即经过工业化、     

警惕“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

所谓“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通指有某种利益关系和血缘、情感维系的人际群体构成的管理秩序和社会形态。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     

龙永图谈“小”与“大”

外贸部前副部长龙永图曾经讲过两件事情。一次，龙永图出差，在候机室休息。看到一个现象。某县委书记要出国考察。竟然有三四十号人，争先恐后前来送行，其间有他的下属，也有一些社会人士，此事令龙永图感触颇深。当事人迷失了自己的身份，     

“社会问题”的性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不仅面向问题的提出,还面向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不是个人的机械总和,因此,社会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过程既不同于个人问题,也不等于个人问题的机械总和。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五四"先贤对社会问题的性质存在观念分歧,但都反对偏废"问题"和"主义",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社会建设的三“W”、一“H”

第一个W(What):社会建设是什么?现在从学界、政界并未完全形成共识。北京市目前对于社会建设的认识就是构建五大体系: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健全社会动员机制、创建社会文明环境、构建社会和谐关系。     

中国土地征收政策社会公正化:由“保障”到“保护”

当前我国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实施以"保障"为基点的"社会补偿"政策,既不能合理分配土地增值资源,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正义",又不能切实保障被征收土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达到社会资源"持有的正义"。因此,我国土地征收社会公正化,应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正观指导下,实施体现社会公正原则——"保护"、并以"社会赔偿"为基点的政策,使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既能"化地"实现工程建设现代化,又能"化人"实现农民身份转型市民化。社会赔偿区别于国家赔偿、民事赔偿,是基于社会发展需要而对承担社会发展代价一方给予的符合社会公正的赔偿。     

“和谐发展”的科学内涵

一、要实现发展过程中社会基本结构的和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由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指一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特定社会的最基本的结构，是该社会的经济基础，     

论土地征收政策取向:从“社会补偿”到“社会赔偿”

以社会公正为视阈,当前我国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实施以“保障”为基点的“社会补偿”政策,既不能合理分配土地增值资源,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正义”,又不能切实保障被征收土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达到社会资源“持有的正义”.因此,要实现我国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应实施以“保护”为基点的“社会赔偿”政策.社会赔偿区别于国家赔偿、民事赔偿,它是基于社会发展需要而对承担社会发展代价一方给予的符合社会公正的赔偿.     

新加坡的“好政府”模式与社会管理:经验与反思

<正>在一党独大条件下,新加坡"好政府"模式强调政府的强势地位,并长期保持着对社会领域的支配。通过政府主导的合作架构,公众的社会政治参与被控制在现有体制内。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及公民社会自主性的增强,这一模式的社会基础正面临变化,扩大民主日益提到议程上。新加坡政府对于公民社会的诉求持包容态度,随着良好治理的展开,政府与社会在更为平等基础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