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与亲近:浅析瞿秋白的幸福存在

瞿秋白自称是"半吊子文人""脆弱的二元人物",一生因"历史的误会"而苦恼,这与贯穿他一生的强烈的疏离感有莫大关系。许多学者也称瞿秋白为"悲剧性命运的书生领袖"。然而,"疏离"与"亲近"并不一定截然相对,"悲剧"与"幸福"也不见得就不能共存,一生被"疏离"困扰的人也有自己的"独家幸福"。因此,疏离与亲近的关系建构就成为探究瞿秋白幸福观的关键。研究瞿秋白疏离意识中的幸福存在,对于梳理瞿秋白一生复杂的情感关系,丰富瞿秋白研究的理论成果,拓展瞿秋白研究的纵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瞿秋白之幸福气象:“疏离型”幸福的圆融形态

瞿秋白有着自身独特的心理嬗变和奋斗历程。这一历程使他的"疏离型"幸福观以其独特的文化气度呈现出别样的幸福境界,文化气度源于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精神架构,幸福境界也随幸福形态的交叉转变而体现出层次性和融合性。以赴苏联考察学习为时间节点,表现出的传统和现代前后两种"疏离型"幸福形态,共同构成了瞿秋白宏大磅礴的幸福气象。其中,"疏离型"幸福的传统形态以其作为"旧士文人"的特殊身份和独特境遇,展现出既有儒家、也有道家、还有佛家的人生圆融智慧和"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弹性幸福境界。激扬的个性、文人的情怀和边缘化的立场既体现疏离特性,又突出生态圆融,更彰显幸福形态,是得以窥探其人生轨迹的三个典型方面。     

马克思幸福思想及其在青少年幸福教育中的应用

马克思幸福理论基于人的本质和现实生活,消解了过去哲学中感性的、形式的和抽象的幸福,对幸福的来源、内涵和实践进行了重建,马克思幸福思想体现了幸福生成、幸福内涵和实现幸福的整合。面对当代青少年幸福教育的困境,马克思幸福思想能够为青少年幸福教育提供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马克思幸福思想指导下的青少年幸福教育不仅能实现当代青少年幸福教育的重构,也能满足青少年理解和追求幸福的客观需要。这种研究思路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关怀,也为当代青少年自由全面发展和实现幸福开辟了一条现实之路。     

黑格尔思辨逻辑学的内在逻辑

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学是他的思辨哲学体系的主体。黑格尔根据历史与逻辑同一的原则 ,运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方法 ,按其正———反———合三段式的架构模式和运动节奏 ,构建了他思辨逻辑学的内在逻辑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为我们锻炼和发展理论思维能力提供了一个值得解读的“文本”。     

瞿秋白生命历程中的“疏离”形象探析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这看似是对瞿秋白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的高度评价,其实却隐含着他一生的无奈与悲哀。"马克思主义者"和"旧士文人"的双重身份曾一度让瞿秋白倍感撕裂与苦痛,"疏离"形象也因此成为瞿秋白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标签。然而,"疏离"形象背后的隐性情结却不太为人所知。探寻瞿秋白生命历程中的"疏离"形象,对于理性理解瞿秋白的复杂情感、突破过往瞿秋白研究的解释窠臼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个体幸福与社会兴利的诠释——伊壁鸠鲁与墨子幸福观之比较

在中西方伦理学史上,伊壁鸠鲁和墨子分别对幸福观问题做了自己的阐发,并形成各自独特的伦理学体系。在这两种思想基础差异较大的理论中,对个人合理欲望的肯定和对社会幸福的追求是相似的;而对个人幸福的关注程度和实现幸福的途径各有其不同的看法。对这两种幸福观进行比较研究,对人们关于幸福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瞿秋白幸福观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站在幸福观角度对瞿秋白心路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而瞿秋白幸福观的存在性、研究的必要性和发展的前瞻性,自然成为论述的关键和重点。这需要在分析以往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中的幸福观意蕴,并阐述其幸福观隐含性和存在性的合理因素。结合研究现状和社会现实,进一步从瞿秋白与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顺势中,瞻望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发展必然性和内在统一性,从而梳理出一条瞿秋白幸福观研究的科学线条和合理思路。     

先秦幸福思想述评

先秦幸福思想主要蕴含于先秦时期的考古资料及文献中.鬼神赐福的观念在商代王权政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商王维持政权的重要工具.周代是由神性幸福向理性幸福的过渡阶段,周代主张在“敬天”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动性,推行“保民”等民本主义的伦理政治以实现德性幸福.春秋战国的儒墨道法则提出了道义至上型、奉献利他型、超迈自得型等实现个人幸福和国家幸福的主张.先秦幸福思想奠定了后世幸福观的基础,为当代人树立积极健康的幸福观提供了历史借鉴.     

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

新时代劳动幸福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命题,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新时代背景下,劳动幸福何以可能？这是构建新时代劳动幸福亟须解决的首要理论问题。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在理论、历史与现实的三重维度考量中得以体现,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中华优秀传统劳动幸福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为其学理基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为其历史条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其现实基础。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厘清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对推进该领域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化革命”：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

“文化革命”思想连接了作为革命家和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是其“士”之文化情怀与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品格相嫁接的产物,是当时思想界对文化革命问题最为深入的探索。“文化革命”思想不仅体现了瞿秋白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上的生动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乃至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革命、文化、知识分子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崭新视角。     

马克思幸福思想的“劳动-休闲”逻辑理路探析

幸福作为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也是马克思一生追寻的方向.为了实现人类的幸福,马克思从"完整的"现实个人出发,消解了以往哲学对幸福抽象而形式的论述,立足于对"劳动-休闲"这一人类生存发展的两个合规律性样态,共同关照着人的幸福诉求与主体性价值回归.对此,马克思以"人民向度"为幸福研究的逻辑内核;以"劳动-休闲"的幸福意蕴为逻辑依据;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休闲"的双重异化为逻辑审视;以实现"劳动-休闲"的价值复归为逻辑构建,强调异化劳动是导致劳动不幸的根源,休闲异化则隐喻在异化劳动之中制约着幸福体验的获得,只有实现共有体面劳动与共享休闲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回归和成为幸福的存在.     

论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一种把幸福与道德结合起来思考的、强调奉献的德性幸福观,大学生的幸福观教育应该以它为导向和归宿。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在章节结构上应该包括“幸福与大学生的成长”、“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在实践中创造幸福”等教学内容,主要观点强调“精神幸福高于物质幸福”、“创造幸福高于享受幸福”、“社会幸福高于个人幸福”。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兼有幸福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特点,它应该坚持主体性、引导性、实践性的原则,可以采用“理论解释法”、“情感体验法”、“实践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此外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还需要发展的社会经济、公平的社会制度、良好的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保障。     

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幸福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幸福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什么是人民幸福、为什么要为人民谋幸福、如何为人民谋幸福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幸福理论,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凝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追求,提供了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强大生机的前进方向,奠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在实践中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个人如何让自己生活更幸福？

现实生活中,道德的个人未必拥有幸福的生活。因此,个人的德福一致还必须通过幸福新政为其提供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个人必须通过自身主体作用的发挥来提升幸福。在论证幸福可以习得的基础上,认为"积极认知,达致幸福"、"超脱现实,解除烦闷"、"放大幸福,减轻不幸"是习得幸福的三大主要途径。     

启蒙主义的超越——五四后期陈独秀文化观的流变

五四后期,陈独秀逐渐疏离了他曾热烈信奉的启蒙主义,放弃了“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和“以科学代宗教”的科学主义的主张,转而倡导整体主义的人生观和以耶补儒的文化观。陈氏的思想转变是文化冲突和时代矛盾的折射,它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启蒙主义文化模式的限度,也表露了新文化运动之价值重建的困局。陈氏对启蒙主义的疏离和超越,成为其改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契机。     

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左翼转折——论瞿秋白的“革命文艺大众化”思想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的变迁历史中,文艺大众化相关理论的发生和转折无疑是相当重要的议题。而瞿秋白对此的思考,则是此漫长议题史中的关键点。瞿秋白文艺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为了左翼革命政治的现实需要,把长期以来的文艺写作直接定性为＂政治写作＂,从而提出＂革命文艺大众化＂思想,并最终成为其革命文艺思想的理论主轴。由瞿秋白等革命先驱所奠定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次重大发展。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解构逻辑的新解——对传统“对立统一”模式的置疑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对立统一看成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从而顺理成章地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战争的爆发.传统模式的解读不仅忽略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深层构架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法,而且也没看到该理论形成过程本身所蕴含的否定之否定发展脉络.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以“生产集中”这个“自在之物”为逻辑出发点,遵从了资本主义“自我运动”的始点：“生产集中”——“自我运动”发展的第一个否定：垄断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否定——“自我运动”的第二个否定：社会主义对垄断的否定的辩证法大框架,试图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找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出路和未来.不仅如此,在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列宁自身思想的变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哲学唯物主义的坚信——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哲学唯物主义的质疑——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也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公民身份思想的演进逻辑

马克思很少直接阐述公民概念及其理论,但其唯物史观蕴含着个人从市民到公民,从资产阶级国家公民到无产阶级国家公民,再到世界公民、自由个性的自由人的公民身份思想,展现了公民身份思想的演进逻辑：由批判封建等级特权、肯定资产阶级公民权进步性的肯定阶段,到揭露资产阶级公民权虚伪性、呼吁通过革命争取无产阶级公民权的否定阶段,再到促进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推进世界公民和自由人的生成演变的否定之否定阶段。这从公民身份发展的视角概述了人的解放轨迹,阐发了社会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在“问题”与“主义”之间： 论费正清的毛泽东研究

在费正清学术兴趣及理论框架中，毛泽东善于从政治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服务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其核心特征是用农民阶级代替产业工人成为革命主角，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土壤的理论纲领。费正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创造性“误读”，为后来西方学界关于“毛主义”概念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前瞻性知识图景。费正清从“总体性”意义上对毛泽东研究所作的顶层设计，以及从多重视角出发展开的多维度探讨和概括，深度勾画了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为海外毛泽东研究转向学术研究和创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准备。     

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新论

阿尔都塞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科学主义的解释,并提出“认识论断裂”的学说来说明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成熟期思想的差别,认为马克思思想经历了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向科学的转换。他以“认识论断裂”为立论基础,以此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学说割裂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思想之间的承接性,但其理论努力和探讨也提供给我们一种与众不同的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解释方法和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