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性质、会计信息与债务契约——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所有权性质对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有企业的会计信息在债务契约中的作用要低于私有企业。本文对两类公司事后违约概率和会计信息质量的检验结果说明,公有企业较低的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主要源于政府对公有企业的各种优惠政策实质上起到了为公司贷款提供隐性担保的作用,而非政府直接干预银行贷款决策的结果。     

盈余管理、会计信息与银行债务契约

已有研究表明会计信息影响债权人的决策和产权保护。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对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的影响。论文发现,对于盈余管理程度不同的上市公司,新增银行长期借款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上述结论在控制了借款期限、借款类型等因素以后依然成立。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损害了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     

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国民营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成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是影响市场参与各方会计行为和会计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根据民营企业外部环境中的制度安排,探讨了市场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关联制度对会计信息在民营企业债务融资中契约有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转型经济背景下产权保护替代机制的政治关联会显著减弱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并且在市场进程慢、法制水平低的地区,这种影响更为显著。研究同时发现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贷款过程的影响是通过获得政府隐形担保的方式完成的,而非直接干预债权人贷款决策过程。这些研究结论表明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外部制度安排成为了民营企业债务契约签订过程中契约双方考虑的重要因素,当把会计信息与经济活动中的制度安排相结合时能够向利益相关者传递更加全面的企业内部信息。     

内部治理、内部控制与债务契约治理——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债务融资契约的治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效应遭到严重扭曲,债务融资不能很好地发挥激励约束作用;本文还发现,在内部治理的各因素中,最终控制人性质、股权集中度、经理人激励程度对债务治理效应的发挥有显著的影响,董事会独立性与勤勉程度、监事会监督力度对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影响不显著;内部控制对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笔者提出了强化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的一些建议.     

财务报告目标与会计稳健性

稳健性是符合传统契约有用目标定位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而随着财务报告的目标由"受托责任观"转变为"决策有用观",稳健性就偏离了估值有用的目标,不利于股票投资者的估值和决策。然而,稳健性是一项不可缺少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应合理定位财务报告目标与稳健性,才能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提升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与债务融资成本

企业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可通过信贷违约风险和企业声誉影响其债务融资成本，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该影响，并进一步从产权性质、行业污染强度、时间和空间效应四个维度分析了影响的异质性.实证结果显示，企业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会带来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之后，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仍具有债务融资成本优势，且重污染行业企业将面临更高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实施，在一定时间内会大幅提高企业环境违法违规成本；样本期内，企业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对其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只在东部地区显现.研究证实了国家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债务融资约束政策已初显成效，为企业积极配合国家的环境治理政策，响应“双碳”战略目标，实现低碳绿色转型提供依据.     

刍论内部控制质量对债务契约的影响

内部控制其本质为企业正常运作与发展控制保证机制,可帮助企业获取低交易成本并对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予以弥补。内部控制可将企业的经营效率与资产安全状况等诸多信号向外界传递,故具一定契约有用性。债务是企业重要资金来源,内部控制质量与债务契约有何种影响已成为人们广泛想了解的问题,本文就内部控制质量对债务契约的影响进行初步探讨。     

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会计信息能通过改善契约和监督,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从而提高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但至今仍未出现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结合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表明:会计信息质量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显著负相关,其中应计质量和盈余平滑性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间的负相关性最为显著.因此,我们应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披露系统的市场基础设施,如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队伍等,进一步进行制度创新以更好发挥会计信息在公司资本配置中的作用.     

政府行为、股权安排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盈余质量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0至2005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政府控制的特殊经济环境下,股权安排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试图从会计契约角度对公司治理有效性做出新的诠析。本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而第二大股东则对控股股东的壕沟防御效应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研究还发现,在政府行政干预力度加大和内部人利益侵害行为加剧的双重推动下,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将进一步被降低。     

公司治理、声誉机制和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建模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在约束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中的作用,然后以我国上市公司在2001-2002年间受处罚事件为样本,用Logit模型检验了公司治理和声誉机制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约束作用,发现公司第一大股东集中持股有利于约束违法违规行为,但是声誉机制的作用甚微。此外,以CROA为代表的公司业绩指标与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概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信贷市场主从微分对策模型与银行间合作机制研究

本文引入微分对策博弈模型,研究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贷博弈问题,破解企业融资困境。通过建立银行和企业的各自收益目标函数,讨论了银行区域内不合作和合作状况下,银行最优的动态信贷资金供应量和利率策略,企业动态信贷资金使用策略;研究了区域内银行间的合作联盟问题,提出合作联盟的利益共享。在银行区域内不合作情况下,银行信贷资金供应量增加,信贷资金利率上升趋势得到抑制,企业违规概率增加。利率和信贷资金供应量呈负相关关系。在银行区域合作情况下,银行间合作可防止企业囤积资金和贷款用途违规概率的上升,减少违规惩罚成本,促进企业积极履约。引入利益共享机制,解决了银行合作稳定问题,明确了优势企业和劣势企业的融资策略。     

政府治理视角下平台电商信用监管的动态演化博弈研究

为破解不完全信息下平台电商的信用“监管困局”,本研究在平台电商、消费者与政府三元主体联动关系的基础上,分别构建政府动态惩罚机制与激励机制下平台电商与消费者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分析平台电商与消费者之间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演化路径。研究表明：在政府监管下,平台电商与消费者通过长期的反复博弈、调整的过程,最终博弈系统演化轨迹呈逐渐收敛的趋势。具体而言,政府动态惩罚机制下,当政府惩罚力度逐渐增加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政府动态激励机制下,当政府对平台电商的激励逐渐增加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更为重要的是,当政府的惩罚力度大于激励政策力度时,政府实施惩罚性政策但没有激励政策的效果要优于政府实施激励政策但不实施惩罚性政策的效果。而当政府的惩罚力度小于激励政策力度时,政府实施激励政策但不实施惩罚性政策的效果与政府实施惩罚性政策但没有激励政策的效果几乎接近。由此可见,政府应将惩罚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适度监管,以此追求信用监管的动态平衡。另外,消费者对平台电商的声誉评价具有两面性：当消费者对平台电商声誉评价越高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而消费者对平台电商声誉评价越低,平台电商反而倾向于选择“不自律”策略。     

企业集团代理人风险态度、道德风险与信用风险传递

由于企业集团的关联企业众多,股权结构复杂,导致银企信息更加不对称,银行对企业集团贷款资金的监管更加困难,企业集团也更有机会产生不按照贷款合约使用贷款资金的道德风险,从而增大了银行的信用风险.针对此问题,首先分析了企业集团代理人转移银行贷款资金的动机,以及企业集团子公司之间信用风险的传递过程;其次,基于代理人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委托代理合约、代理人风险态度,以及代理人转移贷款资金的道德风险对企业集团子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后,建立了度量企业集团子公司信用风险的违约概率模型.研究表明,代理人的风险态度、委托代理合约的状态都会影响企业集团子公司的违约概率.     

基于循环经济模式的政府激励与监督问题

为了研究循环经济模式下政府如何引导企业推行逆向物流战略,本文设计了二者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激励和监督模型,分析了政府和企业如何订立优化合约,以及政府如何选择可行有效的监督力度.分析结果为政府激励和监督企业推行逆向物流战略进行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财务特征对担保方定价策略影响的实证研究

2007年证监会和银监会联合发布《120号通知》要求强制披露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实施以来,详细查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获知,2007至2014年间超过40%的上市公司存在对外担保业务;提供担保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值54.07%、资产收益率均值为3.07%,未提供担保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值43%、资产收益率均值4.5%,揭示担保公司财务特征对担保行为选择具有一定影响。为深入诠释该现象,本文基于"担保价格不仅取决于担保是否给公司带来正净现金流,而且取决于提供担保后所有者权益占公司比例的变化程度"的理性担保方定价策略,构建担保供需理论模型,逻辑推理给出研究假设。利用2007至2014中国A股主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进行检验发现:(1)提供担保公司数量先随公司所有者权益占资产总额比重的增加而增加,但当超过某一阈值后随公司所有者权益比重的增加而减少,特别资产负债率影响对外担保行为由增到减拐点的阈值:国有上市公司在80%左右,非国有公司在70%左右。(2)提供担保公司数量先随公司盈利能力增强而增加,但超过某一阈值后随公司盈利能力增强而减少,特别公司盈利能力影响对外担保行为由增到减拐点的阈值:国有上市公司在11%左右,非国有公司在13%左右;给出国有上市公司由于政府的隐性担保带来的资信福利,导致国有上市公司在同等条件下,资信水平较非国有公司高估,导致担保契约增加拐点和担保契约减少拐点都比非国有公司财务状况要差。     

基于供应链金融的银行贷款价值比研究

供应链金融是金融业面向供应链的创新服务。考虑单一供应商和单一零售商构成的二级供应链,产品市场为典型的报童模型,零售商以其与制造商签订的产品采购合同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决策引入银行基于下侧风险控制模式的贷款价值比决策模型,刻画供应链的决策对采购合同抵押价值的影响。首先确定了贷款价值比的解析式,然后讨论了其与批发价格、回购率等供应链决策的关系,并确定了相应的取值区间。     

绿色研发补贴、成本分担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研究

成本分担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是提高供应链整体协调的两大工具。基于绿色消费市场背景,本文引入绿色研发补贴政策,研究成本分担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对供应链的影响。研究表明,成本分担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对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同时,在绿色研发补贴政策下,成本分担契约的签订并不会带来产业链整体利润水平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而收益共享契约则可以实现产业链利润水平以及社会福利水平提升的目的。进一步,当契约由供应链中企业通过谈判决定时,上述结果依然成立。     

The More You Give,the More You Get?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on the Value of Government Contracts

Firms have been relying on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CPA) to achieve access and to affect public policy change for decades. Most research on CPA and public policy outcomes has implicitly assumed that access afforded by CPA results in an either‐ or (dichotomous) policy outcome such as votes or election outcomes. Based on recent research on how CPA can be a strategic signal to government agencies,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hat CPA may in fact, have a linear association with public policy outcomes as opposed to merely a dichotomous one, and we explore this relationship in the unique public policy context of government contract awards. We specifically analyze how higher levels of CPA impact the financial value of government contracts awarded to firms. Utilizing the S&P 1500 sample for 16 years (1997–2012) we find that CPA has a one to one association with the value of contract awards, indicating that CPA and public policy outcomes can be linked in ways that motivate firms to continuously invest in CPA, to maximize their political rents. We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finding in light of extant research on CPA and its direct impact on public policy outcomes.     

基于信用风险久期免疫的资产负债管理优化模型

用信用风险溢酬修正现金流的贴现率,构造了基于信用风险久期免疫条件;以组合收益最大为目标函数,建立了基于信用风险久期免疫的资产负债组合优化模型。本模型通过建立信用风险久期的免疫条件匹配银行的资产与负债,回避了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对银行所有者权益的影响;通过用反映违约风险的贴现率表述信用久期函数,揭示了信用风险对久期的影响;通过看跌期权公式建立了贴现率与违约风险的函数关系,揭示了违约风险对贴现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