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我国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研究

天津、重庆、海南、安徽、广东五省市行政问责规章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建设初具规模,问责的启动、调查、决定、执行等基本环节已经确立,各环节之间的关系较为明确。但是,还存在程序设计粗糙、立法不统一、公开性不足、纠错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当设立专门的问责机构,建立健全预告知制度和救济制度,加强问责监督,制定《行政问责法》,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向

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行对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作为重要的权力监督机制，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运行当中面临着法律缺失、责任界定不明确、问责后果异化以及问责文化滞后等困境与阻力。文章认为就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而言，必须加快行政问责的立法进程，强化异体问责机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并培育相应的文化氛围。     

论责任政府建设中的政府问责制建设

论文为了能够有效地运行政府问责制,通过对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中存在的异体问责发展缓慢、问责对象模糊和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的缺陷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健全政府问责制要强化异体问责、明确问责对象、拓宽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和强化政府责任立法等措施。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多维困境及其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问责肇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两年来的制度化进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是:问责主体缺乏法定明确性;问责客体限于政府系统;问责内容缺乏法律规范,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程序可操作性不强;问责的法律体系尚存缺陷;转型中的行政生态环境还不能有力地促进问责制的推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是:确立以权力机关为主导、多方有序参与的问责主体架构;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合理、公正地界定责任人;界定问责内容,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作性;健全法律体系,克服制度缺陷;革新行政环境,再造责任型行政伦理。     

烟草行业问责制的实施困境与制度构建

中国烟草行业问责制从制度制定到问责实施都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应从实行全方位问责、界定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客体、规范问责事由、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程序、建立健全问责客体承担责任的方式体系、健全问责制的配套制度体系等方面构建烟草行业的问责制度。     

我国的问责客体范围:制度比较与制度改进

问责客体的制度规定是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及不同地方的问责制度对问责客体范围有不同的规定,这样显然有失公正。我国问责客体范围存在的制度不足,主要表现为不同地方问责制度的问责客体范围差异过大、问责客体范围笼统模糊、问责客体范围比较狭窄。因此,我国问责客体范围制度改进的目标在于:明确界定党政领导的责任追究范围,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减少不同地方的问责客体范围差异。     

走向一种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府治理新兴的热点、亮点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行政问责制要从“新制”走向“良制”，还需要创新制度设计，从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标准、问责方式等多方面努力完善，才能构建起一种有效的行政问责制，使其发挥应有的功效。     

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兴起、问题与对策

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开端的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初步建立,表明“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已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推行。本文在回顾我国近年官员问责制兴起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认为要优化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规范。     

生态问责制的“中国道路”:过去、现在与未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生态治理和责任追究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党中央的持续探索构成了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实践基础。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问责制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在实践运行中也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程序模糊和问责覆盖面不全等现实问题。未来应通过拓展问责主体边界、前移问责关口、规范问责程序、强化问责信息公开和问责评估等渠道,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建构和完善生态问责的多元参与机制、全面覆盖机制及科学的评估机制、运作机制与信息公开机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发展和完善。     

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现代行政制度安排,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变革。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扭转"官员问责"的强力纠偏,从"官员问责"走向"问责官员",实现从"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的转变,使民众成为行政问责的本源主体。同时,还必须强化人大的权力监督,发挥人民政协与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健全司法机关监督,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和民众的知情权,等等,以此来保障行政问责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完善我国"无为问责"制度的理性思考

"无为问责"是建立在"权责一致、有权必有责"理念上的一种问责制度.完善"无为问责"制度,必须规范"无为问责"程序,杜绝"家长式"问责;坚持权责对等,避免简单化"苛责";明确"无为问责"范围,区分责任限度;扩大"无为问责"主体,拓展多维问责;加强"无为问责"制度建设,完善相关制度;提升公务员责任意识,优化问责环境.     

政府问责制:提高执政能力的制度化建设

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行政生态环境的优化是政府问责制有效实施的基础,现代行政公开制度的建立是政府问责制有效实施的前提,政府问责法律制度的构建是政府问责制有效实施的保障。     

责任政府理念下的行政问责法治建设探讨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对推进行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存在着行政责任不够清晰、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行政伦理建设不足、配套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加快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大力加强政府官员行政伦理建设和行政问责配套法律制度建设,以使我们的政府真正成为具有强大公信力和执行力、令人民满意的责任政府。     

公民问责:理论意义与制度设计

公民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一部分,是行政问责的深化。公民问责,是指由公民个人依法启动国家的制度资源,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行政活动进行质询和审查的权力监督活动。公民问责遵循以私权限制公权的逻辑,以实现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保障和救济。现代社会的公民问责制主要包括宪法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以及信访和举报制度等。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民问责制,关键是要建构和完善公民问责的制度平台,降低实施公民问责的"门槛",增强对公民问责的支持和援助,给予公民问责以充分的保护和激励。     

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及制度完善

内部行政问责作为一种从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权力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机制,对于我国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理论主张外部主体的问责还存在不足之处,无法全面彻底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为此必须从新的视角探求我国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同时应从行政机关内部加强行政监察问责、完善审计问责、加快行政伦理立法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内部行政问责制度。     

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在西方,行政问责制作为独立于立法和司法之外的权利体系,其产生和发展是立法、行政、司法三者之间博弈的结果,也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自律、不断完善组织结构和规范权力运用的保障机制和有力举措.当前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已成为比较成熟的行政制度,其理论和实践对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问责:大学章程制定实施的制度保障

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背景会影响行动者对策略的选择.制度既具有制约选择与行动的作用,也会赋予行动者权力,对行动者具有使能作用.大学章程的制定实施是大学的一种重要行为,大学是否制定章程、是否认真按章程办事,与其所处的制度背景有重要的关联.设置一套合理的制度能保障大学章程的制定实施,问责制就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问责机制包括权责体系、问责内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要素.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机制,才能使高校问责与大学章程制定实施高度契合,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保证大学章程的有效实施.     

制度的虚置与行动者的缺席——基于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问题的分析

对于当前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人们普遍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同体问责的弊病既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制度决定论及想象的结果。无论是同体问责还是异体问责,都面临着制度虚置和行动者缺席的问题。推进行政问责,发展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非常重要,但行动者是能动性的要素,必须要寻找激励行动者的方法,激活潜在的问责者。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当前困境与完善途径

在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几年来,行政问责已由2003年＂非典＂时期的＂问责风暴＂逐渐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过渡,并日益成为我国政治文明新的增长点。但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处于较薄弱状况,面临异体问责缺位、问责程序不完善以及问责文化土壤缺乏等诸多现实困境。针对上述问题,总结实践经验,从完善问责主体、健全问责机制、培育问责思想等层面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问责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