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政府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由于政府责任界分的模糊、问责主体权力的冲突、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缺失、公民参与问责的匮乏以及公共行政文化变迁的滞后等因素的存在,政府问责制在实施中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必须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克服政府问责制所面临的困境,发挥其预期的功效.     

网络问责与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

网络问责已成为当前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大亮点。网络问责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渠道,强化了官员问责中的异体问责功能,渐进地推动着我国问责制的发展进程。网络问责建立了新型的问责方式,实现了公民问责模式的转换;降低了官员的犯错可能,增强了官员和公众的责任意识,对推动我国问责制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引导和规范网络问责,进一步推动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主要对策包括:培养问责主体的社会意识;建立网络问责的激励机制;加大问责信息的公开和审查;发挥同体问责的保障作用;加强被问责官员的权利救济。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简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当前困境与完善途径

在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几年来,行政问责已由2003年＂非典＂时期的＂问责风暴＂逐渐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过渡,并日益成为我国政治文明新的增长点。但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处于较薄弱状况,面临异体问责缺位、问责程序不完善以及问责文化土壤缺乏等诸多现实困境。针对上述问题,总结实践经验,从完善问责主体、健全问责机制、培育问责思想等层面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问责体制。     

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兴起、问题与对策

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开端的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初步建立,表明“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已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推行。本文在回顾我国近年官员问责制兴起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认为要优化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规范。     

绩效评估与政府责任机制的完善

政府绩效评估既是推进政府责任机制完善的主要手段，又是一种有效的政府责任机制。应通过树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理念、构建多元的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体系、构建体现科学发展观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问责和绩效问责信息资源公开机制和实现政府绩效评估结果运用与全面问责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政府责任机制。     

生态文明制度视阈中的政府生态问责制探析

政府生态问责制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当前的政府生态问责制起步阶段的生态责任难以判断、执行阶段的生态法律缺失、处理阶段的生态问责不到位,从而使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陷入困境。因此,转变政府生态问责方式、加强执法力度、建立官员退出机制成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环境问责的法治困境与制度完善

我国环境问责的制度实践先后经历了初创、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当前,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构成新时代环境问责的基本底色,推动着我国环境问责制度日臻成熟,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在以法治为视角对现阶段环境问责实践进行检视时,可以发现其还面临适用依据不完善、问责主体及其职权设置法定性不足、责任对象权责对应不强和制度运行法治镶嵌有限等困境。需要明确环境问责制度发展的法治路向,实现环境问责的法律完善、主体法定和权责一致,在制度运行中镶嵌程序正义、民主参与、公开透明和权利保障等法治价值和理念。     

走向一种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府治理新兴的热点、亮点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行政问责制要从“新制”走向“良制”，还需要创新制度设计，从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标准、问责方式等多方面努力完善，才能构建起一种有效的行政问责制，使其发挥应有的功效。     

问责机制中的信息公开

在我国,问责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理念、规章建制还是操作层面上,都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空间。问责从决定启动到最终决定的作出要经过诸多步骤,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步骤的信息都有公开的必要和可能。问责程序的启动应当伴随着信息公开,问责主体应当以主动公开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其作出启动问责的决定。问责过程应当是有限公开,对于问责的发展过程及阶段应当公开,但是对具体的内容不应当公开。问责决定(结果)应当全面公开。被问责官员复出要公开的是其问责的事情的处理结果及其将要出任职务的情况。     

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问题研究

党内问责制是一项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们要针对当前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和问题,通过尽快出台<党内问责条例>、树立权责对等的理念、抓准问责重点、建立科学的问责机制、理清三大关系、营造和谐的党内"问责文化"、切实推进党务公开,为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提供有力保障.     

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政府绩效评估以其倡导的"顾客至上"、"公众本位"等理念,在现代公共管理领域承载着改进公共责任机制的功能,是一种新型的政府责任机制。在我国,由于政府绩效评估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政府绩效评估主体、指标、程序和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削弱了其问责功能。当前,可以从树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理念、拓展绩效评估主体范围、确立绩效评估指标、规范绩效评估程序、加强绩效评估制度建设、健全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制度来建设良好的问责文化、促进问责主体明确化、问责内容具体化、问责程序无隙化、问责制度化、问责信息化,从而实现政府绩效评估问责功能的完善,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社会问责视角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有效性及其改进策略

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主要指认可评估、质鼍认证和大学排名等。社会问责是问责制发展新的有效形式。第一轮本科教学评估只是象征性的社会问责，公众很难发挥有效作用。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有效性，必须建立社会问责机制。     

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现代行政制度安排,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变革。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扭转"官员问责"的强力纠偏,从"官员问责"走向"问责官员",实现从"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的转变,使民众成为行政问责的本源主体。同时,还必须强化人大的权力监督,发挥人民政协与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健全司法机关监督,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和民众的知情权,等等,以此来保障行政问责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烟草行业问责制的实施困境与制度构建

中国烟草行业问责制从制度制定到问责实施都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应从实行全方位问责、界定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客体、规范问责事由、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程序、建立健全问责客体承担责任的方式体系、健全问责制的配套制度体系等方面构建烟草行业的问责制度。     

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及制度完善

内部行政问责作为一种从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权力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机制,对于我国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理论主张外部主体的问责还存在不足之处,无法全面彻底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为此必须从新的视角探求我国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同时应从行政机关内部加强行政监察问责、完善审计问责、加快行政伦理立法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内部行政问责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多维困境及其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问责肇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两年来的制度化进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是:问责主体缺乏法定明确性;问责客体限于政府系统;问责内容缺乏法律规范,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程序可操作性不强;问责的法律体系尚存缺陷;转型中的行政生态环境还不能有力地促进问责制的推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是:确立以权力机关为主导、多方有序参与的问责主体架构;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合理、公正地界定责任人;界定问责内容,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作性;健全法律体系,克服制度缺陷;革新行政环境,再造责任型行政伦理。     

高校领导干部问责:制度设计与路径选择

高校领导干部问责制是指针对高校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为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而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建立高校领导干部问责制,可以强化高校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提升公众的民主监督意识。高校领导干部问责制的设计不仅应考量具体问责对象、问责类型、问责理由,而且应充分考量问责主体、问责程序等内容。这些不仅关涉到这一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周延性,而且关涉到问责制能否真正落实。     

论责任政府建设中的政府问责制建设

论文为了能够有效地运行政府问责制,通过对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中存在的异体问责发展缓慢、问责对象模糊和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的缺陷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健全政府问责制要强化异体问责、明确问责对象、拓宽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和强化政府责任立法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