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事诉讼法的演进

八国联军侵华后,统治阶层意识到以旧有方式延续其统治成为不可能,遂推动例律的修订。此外,西方国家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一方面维护了本国国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华人了解到文明国家的先进诉讼法制。英美日三国与清政府约定以修律换取其领事裁判权的废除,成为修律的直接动机。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先后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两份草案各有特色,其中《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尤其特别,兼具英美国家的诉讼特点,而《民事诉讼律草案》则具有浓厚的日本民事诉讼法色彩。     

非正当当事人与判决效力的主观范围

当事人是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非正当当事人仍然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所以 ,人民法院对非正当当事人判决的效力如何 ,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法院职权调查证据的程序意义与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法院调查证据的权力越来越萎缩,给司法发现正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其实,法院依据职权调查证据是法官自由评价证据作出公正的判决所必需的手段。在我国,需要通过完善法院职权调查证据的程序以及规范取证方法等来保障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力并防止其权力滥用。     

论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标准

我国新《公司法》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股东派生诉讼中如何判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的决策行为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是否符合其对公司的受信义务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公司法》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美国法中适用的是商业判断规则,但商业判断规则在适用中更多的是一项技术性的标准,依赖于法官的高素质。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应当将商业判断规则作为程序性事项,从程序上审查公司董事的行为,并避免对董事决策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     

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发展与选择策略

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治理已然是当今的全球性论题,如何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有效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善治的标准.而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关系到生态环境治理的成败.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经历了命令-控制型工具、基于市场的激励性工具、自愿性环境协议工具及基于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工具的发展演变.这些工具各有利弊,适合于不同的生态环境管理情境.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应从选择单一的政策工具走向政策工具的组合、从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非均衡走向政治均衡、从政策工具的移植走向政策工具的创新.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刍议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研究是我国应对地方治理全球化、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和两型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具有系统性,突出地体现为地方政府环境制度供给能力、环境公共监管能力、环境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环境多中心合作共治能力等。目前影响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因素主要有地方政府环境责任意识,地方政府环境权能,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府际环境合作,环境社会资本,企业环境责任和环境技术创新等七个方面。     

抵销诉讼及其判决的效力

抵销诉讼是两大法系国家的制度化选择。实践的迫切需求和制度空位的巨大断裂使得我国建立抵销诉讼制度成为必要。以实然的诉讼制度为基点,考量两种模式的抵销诉讼的优劣,反诉模式的抵销诉讼成为我国制度建构的理性选择。这种抵销诉讼模式的建立也提供了既判力正当化的制度根据。     

试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利益表达

农民群众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和直接受益者,只有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真正树立其主体地位,切实保护和落实其政治权利,新农村建设才会拥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要发挥我国农民的主体作用,当务之急是真正落实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话语权。本文在分析农民利益表达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如何进行利益表达的对策思路。     

构建协同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

2005年《政法论坛》基于学术立场,特辟专栏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法学术研究现状展开了讨论,其中,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篇长文所提出的“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赖以为凭的支援性理据是什么”等问题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回应、批评甚或反批评。本刊认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意义至少指向了中国法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能力、方式、技术等问题。勿庸置疑,这些问题关系着中国政法学术的体面与尊严。为此,本刊特约请法学界不同学科的学人从自己的专业或研究领域出发,以“笔谈”的形式进一步拓展这种讨论。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登载这方面的稿件,并期待您的加入和赐稿。     

论法官心证的客观化

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法官心证现象。但是,诉讼程序应当提供足够的手段,克服认证据判断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保障证据判断的客观化,保障法官独立审判和防止恣意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