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经济:俄罗斯远东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严重冲击。通过分析2020年前11个月俄罗斯特别是远东联邦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全俄和远东疫情发展的差异,可以发现,远东联邦区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和物资储备平衡状况低于俄整体水平。受疫情影响,远东工业、预算、对外贸易、劳动力市场、建筑业等遭受到不同损失,偏离纲要指标规定值。由于疫情冲击,远东联邦区经济损失巨大:因停止经营甚至彻底退出市场,企业产值和收入减少;因需求萎缩,生产规模下降;因关闭边境、国外市场需求下降和资源开采量减少,出口额走低;因进口量减少,物价上涨;因关闭边境,劳动力短缺加剧;地区财政支出增加,税收减少。根据疫情造成的损失程度,远东联邦区经济行业可分成三大类:因需求减少,至今仍继续失去收入的行业数量最多(约占全部行业的2/3);因春季实施的严格隔离政策和限制性举措遭受损失的行业占13%;盈利或收支平衡的行业(部分医疗行业、部分教育行业、制药业、电力行业、石油加工业、电信业)约占20%。原文发表于俄罗斯《空间经济》杂志2020年第4期(1),经作者同意在《西伯利亚研究》以中文刊发。     

论积极违反契约

1900年《德国民法典》仅规定迟延、不能两种给付障碍形态,以积极行为违反契约(瑕疵给付或违反不作为债务)时,并无明文,就其法律效果及其证成,学说上多有争议。通过对学说与判例之精细检讨,史韬伯认为,积极违反契约,应类推第286条发生损害赔偿义务,于双务契约中,应类推第326条发生解除权或主张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拒绝履行亦属积极违约之一种,债权人因此得进一步免于催告、备货之义务。     

新旧保护规范论

作为现代公权理论的核心,保护规范理论对于主观公权利的证成具有决定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保护规范理论的新旧两种见解得以形成。但保护规范理论立基于存疑的原理:作为保护规范理论基础的利益概念并不明确,公益与私益的区分颇有疑问;法规范的解释方法与解释规则并不确定;保护规范理论在适用上也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有鉴于此,应当对证成主观...     

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

基于两个分析性的创新：对社会事实秉持以机制为基础的理解路径和对动态交互影响的强调，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关族群战争爆发的广义理论，并利用两种元机制——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和群体间–群体内互动——作为“元综合器”，将战争的影响因素与冲突行为的直接驱动力联系起来，对散布在现有文献中的众多因素和机制加以综合，形成了一个更具整合性且动态的族群战争理论。该理论不但整合了既有文献中已经识别的众多因素和机制，而且揭示了先前被隐藏或被忽视的因素、互动和机制，由此指明未来在这些方向的探究将是硕果累累。     

牺牲是领导力的精髓

普通人对于领导力都有一种共同的错误观念，他们认为领导者就是高高在上、态度傲慢、手握组织权力的那些人。今天也有许多人想要登上领导的宝座。期待着有朝一日登上高位就能享有自由与权力。领导者在局外人看来可能是风光无限，但事实上领导者也需要作出牺牲。领导者必须懂得先“舍”后“得”。近年来。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领导者滥用职权，由于他们的贪婪和自私造成了组织丑闻。而实际上出色领导的精髓就是牺牲。     

处于乱流中的世界政治

肇始于2007年春季、但以2008年9月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引人注目的倒闭为其开始标志的世界金融危机，虽不能改写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发展前景，却足以加速国际政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进程。显然，这样一种进程的开始早有时日了。所谓国际政治正在发生的根本性转变不仅仅是指——甚至不主要指——中国、     

古代和中世纪锡霍特山脉中心地区的道路交通网

在远东地区考古学中对古代和中世纪的道路交通问题研究得很少。Е.И.科艾察诺夫,М.В.沃罗比约夫,В.С.塔斯金,Э.В.沙弗库诺夫引用的东方文献中关于道路的资料主要涉及满洲和朝鲜,几乎没有提及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     

一个印度人对中国式思维的认知

本文作者运用心理语言学模型,通过分析汉语和梵语所分别形塑的中印不同的思维方式,从文化的视角论证了中印虽然思维方式不同,但只要加深相互之间的认识和了解,相互包容和理解,就可以推进双方在多领域的协同合作。如果中印能够聪明地利用彼此的长处,中印和世界都会实现互利共赢。     

鹰和人

高高的天空中有一只鹰在飞翔。她远远地就看见下面有一只鸽子，她决定要抓住那只鸽子。鹰俯冲下去，但当她接近地面的时候，发现那只鸽子已经躲藏到一个在树下坐着休息的人手里。     

清代亚洲非对称关系的层次与多样性

非对称关系不均匀的本质导致了互动中强者与弱者之间知觉的差异。尽管双方都在试图“处理”这种非对称关系——强者试图进行主导，而弱者会进行挑战——但大多数非对称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稳定的。这些关系是通过互动来维持的。亚洲非对称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中心性。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域、中国的人口与生产力规模为其典型的非对称对外关系创造了条件，并且中国的中心区域和各地区之间也同样体现出非对称的特点。有清一代，亚洲各国曾彻底臣服于这种非对称关系。在非对称关系中存在三种标准，即对抗的双方能力差距悬殊、角色无法调换、无法消灭对方。清朝传统非对称关系的根基最后被摧毁，很大的原因是来自其内部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在当今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崛起”（peaceful leap forward）则引发了关于中国传统治理与外交方式新地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