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胺卡那治疗晚期癌症合并呼吸道感染48例报告

感染是恶性肿瘤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和重要死因 ,60年代 ,革兰氏阳性菌属是最常见的感染菌种 ,目前引起肿瘤病人感染的主要是革兰氏阴性菌属。特别是大肠杆菌、克雷白氏杆菌、流感嗜血杆菌等。癌症晚期病人慢性消耗、机体免疫力低下、长期卧床易合并呼吸道感染 ,且长期应用多种抗菌药物 ,革兰氏阴性杆菌如细菌混合感染可能性大。我们医院从 1 997年 8月～ 1 998年 1 2月应用氨基甙类抗生素丁胺卡那治疗癌症晚期合并呼吸道感染 48例 ,取得良好效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1 1　一般资料经临床症状、体征、Ｘ线检查、病理诊断为肺癌、食道癌、…     

腰臀部细粒棘球蚴病1例

本文报道1例原发于腰臀部的细粒棘球蚴病病例。该病例初诊时被误诊为“皮下脓肿”,后经影像学检查及抗棘球蚴抗体试验得以确诊。本病例报道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细粒棘球蚴病的认识,避免和减少误诊、漏诊。     

溴氰菊酯现场灭蚤效果观察

近年来,随若有机氯杀虫剂的禁止使用,加之一些有害昆虫对有机磷杀虫剂产生抗性,新型高效杀虫剂的探求已成为主要研究课题。为此,作者等于1987年9月,在莆田县黄石镇东埭村进行了溴氰菊酯现场灭蚤试验。结果如下:     

出血性颅内动脉瘤108例诊治分析

目的回顾性分析和总结已破裂出血的颅内动脉瘤的诊治情况以期提高该病的诊治水平。方法回顾分析108例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患者的资料。除1例外均经脑血管三维重建(CTA)发现颅内动脉瘤。26例行血管内栓塞动脉瘤介入治疗;42例行动脉瘤手术夹闭术;35例动脉瘤患者为保守治疗或放弃治疗;转院治疗5例。结果介入栓塞治疗26例,治愈25例,继发脑血管痉挛、延迟性脑缺血梗塞死亡1例,手术治疗42例,死亡5例,保守或自动出院病例中5例轻残其余均死亡。结论颅内动脉瘤性破裂出血的治疗重点是病因治疗,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尽早干预是提高脑动脉瘤治愈率的关键。     

浙江地区2000年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慢性疾病,目前世界各国报道的患病率为0.3%～17.0%,有的地区甚至高达20.0%～30.2%,其中以英美等发达国家患病率最高,且有上升趋势[1].多年来国内外对哮喘非常重视,并作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尚无较完整的哮喘流行病学及其危险因素的调查资料.为此,2000年7月,我们按全国儿科哮喘防治协作组的统一要求对浙江省温州和海宁两个城市进行了哮喘流行病学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术前淋巴细胞与C反应蛋白比值在预测胆囊癌术后复发中的应用及其临床价值

背景与目的：系统性炎症与大多数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炎症相关评分的研究为改善癌症患者风险分层和患者预后提供了有效的预测信息。但目前尚缺乏关于炎症评分与胆囊癌（GBC）患者术后复发风险关系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探讨术前淋巴细胞计数与C反应蛋白（CRP）比值（LCR）与胆囊癌患者术后复发的关系,并建立预测GBC术后复发风险的列线图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2009年5月—2021年12月接受手术治疗的103例GBC患者的临床资料,绘制LCR预测术后复发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确定最佳临床临界值。根据临界值将GBC患者分为高LCR组和低LCR组,分析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及影响患者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并根据危险因素的回归系数绘制相应的GBC患者术后复发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并通过校准曲线及一致性曲线进行验证。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总生存时间（OS）和无复发生存时间（RFS）的差异。结果：术前LCR预测GBC患者术后复发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681 (95%CI=0.560～0.802,P&...     

恶性淋巴瘤晚期皮肤浸润1例报告

临床资料:患者女,50岁,1997年4月出现进食后咽部阻碍感,于6月发现右颌下一鸡蛋大肿物,7月会诊于中国医大一院,经肿物取材病理诊断为扁桃体恶性肿瘤(淋巴源性可能性大)经放射治疗一疗程肿物消失.     

恶性淋巴瘤晚期皮肤浸润1例报告

临床资料：患者女，50岁，1997年4月出现进食后咽部阻碍感，于6月发现右颌下一鸡蛋大肿物，7月会诊于中国医大一院，经肿物取材病理诊断为扁桃体恶性肿瘤(淋巴源性可能性大)经放射治疗一疗程肿物消失。10月初左乳区模到数个肿物，就诊本院，行左乳癌根治术，术后病理诊断为“弥漫性大细胞B细胞淋巴瘤”，     

全反式维甲酸与肝脏疾病的关系及其分子机制研究进展

全反式维甲酸（ATRA）也叫做视黄酸、维生素甲酸,是维生素A主要的生物活性形式,迄今为止ATRA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中的应用已超过20年,并仍为APL治疗的标准方案。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ATRA被广泛应用于甲状腺癌、肺癌、胃癌、卡波西氏肉瘤、卵巢癌、膀胱癌、神经母细胞瘤,等肿瘤的治疗中,且正逐步延伸至更多肿瘤的分化治疗。ATRA通过与核维甲酸受体（RAR）或维甲类X受体（RXR）结合并作用于维甲酸反应原件（RARE）从而调节基因的表达,在维持细胞稳态、调节细胞周期、信号转导、转录和翻译、调控肿瘤细胞的生长并促使其凋亡等发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肝脏是维生素A代谢的主要场所,相关研究显示,ATRA可通过调控相关蛋白（包括chemerin、信号蛋白Smad2/3、IGFBP-3等）以及遗传物质的表达,广泛参与肝炎、肝纤维化以及肝细胞癌的增殖、侵袭、凋亡等生物学过程。此外,ATRA可通过上调chemerin的表达来促进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进展。肝星状细胞（HSC）也称为窦周细胞,是参与肝纤维化的主要细胞类型,当肝脏受损时,HSC可以转变为激活状态,活化的HSC通过分泌I型胶原蛋白（COL1α1）和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导致肝纤维化,而ATRA的活性形式维生素A可逆转HSC的激活和肝纤维化。一方面,Wnt信号通路通过激活HSC参与肝纤维化的形成,而ATRA可通过诱导RORα磷酸化,抑制Wnt/β-catenin的信号传递从而抑制肝纤维化的发生;另一方面,ATRA通过抑制TGF-β1/Smad信号通路的表达,从而发挥其抗肝纤维化作用。本文从多个途径阐述了ATRA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并诱导其发生凋亡的机理,其中包括ATRA抑制Bcl-2和Bcl-x蛋白的表达从而诱导细胞发生凋亡的一系列过程,或直接充当诱导分化剂,诱导肝癌细胞发生凋亡的过程。此外,ATRA可通过调控相关遗传物质的表达来调节肝癌细胞的增值,其中包括通过抑制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和促进维甲酸诱导基因1甲基化来抑制肝细胞癌的增值等。ATRA在肝癌中的应用是近几年才被初步认识的,目前,关于ATRA与肝脏疾病的关系尚无系统的认识,在肝癌中的具体调控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充分认识ATRA与肝脏疾病的关系及其涉及的相关分子机制,可为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纤维化、肝细胞癌等疾病）的临床诊疗提供新的策略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