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甲基化检测在育龄期异常子宫出血女性子宫内膜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应用宫颈脱落细胞DNA(半胱氨酸双加氧酶1型, CDO1和CUGBP Elav样家族成员4, CELF4)甲基化检测育龄期女性子宫内膜癌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就诊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妇科异常子宫出血的育龄期、有宫腔镜检查手术指征的女性517例进行前瞻性研究, 术前收集宫颈脱落细胞进行细胞学、人类乳头瘤病毒(HPV)和DNA甲基化检测。同时收集患者基本临床信息、生物标记物与经阴道超声(TVS)子宫内膜厚度等信息。以宫腔镜下内膜组织病理学诊断为金标准, 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子宫内膜癌的高危因素, 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分析DNA甲基化检测对育龄期女性子宫内膜癌的检测效能。结果年龄、体重指数(BMI)≥25 kg/m2、内膜厚度≥11 mm、CDO1mΔCt≤8.4、CELF4mΔCt≤8.8、双基因甲基化与年轻女性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相关, OR值(95%CI)分别为1.16(1.08～1.25)、4.33(1.89～10.31)、9.49(3.88～26.69)、69.62(25.70～224.36)、23.64(9.66...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子宫颈癌三级防控综合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V-2,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命名为COVID-19。COVID-19作为急性传染病已于2020年1月20日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1］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管理。疫情期间需依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2］实施分级应急防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为四级,即：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疫情发生地按照以上分级原则有效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减少危害和影响。面对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控形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仍然是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疫情的防控也将进入常态化。 浏览更多请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及当期杂志。     

TruScreen异常结果在非宫颈癌筛查人群中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非宫颈病变（癌）筛查人群中TruScreen（TS）人工智能筛查技术呈现异常结果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2020年7月至2021年3月在湘潭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接受体检的1 800例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TS检测结果的影响因素。采用卡方检验分析妇科检查、阴道微生态检查和人乳头瘤病毒（HPV）检测结果与TS阳性率之间的差异,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TS异常结果的可能影响因素。结果 1 800例体检妇女（经阴道镜或活检检查为宫颈正常）中TS异常者180例,占总研究对象的10.0%。TS正常组和异常组妇女的年龄、妇科检查和阴道微生态检查异常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TS检测结果与HPV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89）。正常宫颈、轻度、中/重度柱状上皮异位者的TS异常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且TS异常率与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严重程度的关联呈上升趋势。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宫颈正常者,宫颈柱状上皮异位者、宫颈肥大/纳氏囊肿/息肉者TS检查结果异常的风险增加（OR=4.52, P<0.001; OR=2.64, P<0.001）;相对于正常阴道微生态,霉菌性与混合性阴道炎的TS检查结果为异常的风险增加（OR=3.25, P=0.019; OR=3.359, P=0.007）。结论 宫颈正常妇女中人工智能筛查技术检测异常率为10.0%,宫颈柱状上皮异位、肥大/纳囊/息肉、霉菌性和混合性阴道炎是TS异常的危险因素。如何降低TS异常的风险以及HPV感染对上皮细胞的损害程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分子检测技术在女性肿瘤诊疗中的研究及应用

分子检测技术在女性肿瘤早期筛查、指导治疗药物选择、预测预后和疗效监测等方面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与广阔发展。大量研究表明分子检测结果具有影响乳腺癌、子宫颈癌、子宫内膜癌与卵巢癌等女性肿瘤诊疗策略的巨大潜力。先前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对于宫颈癌筛查、人乳腺癌易感1/2号基因突变易感基因检测预测乳腺癌风险与用药指导奠定了女性肿瘤分子检测临床应用基础, 并展现新型分子检测的研究在未来女性肿瘤诊疗中的临床应用前景。     

DNA甲基化与宫颈癌临床应用趋势与挑战

依据现行宫颈癌筛查策略与世界卫生组织宫颈癌筛查指南, 未来会考虑将基因甲基化纳入新的指南。然而, 关于DNA甲基化检测在宫颈癌的具体临床应用价值还有待讨论。本文回顾了DNA甲基化在宫颈癌发生过程中的作用, 并讨论了甲基化检测在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rHPV)阳性女性管理中的潜在临床应用。认为甲基化检测不仅可用于hrHPV阳性女性的初步分流;还可用于轻微细胞学异常女性的二级分流, 以确定宫颈上皮内瘤变3级(CIN3)或癌的高风险;同时也可用于即将终止宫颈癌筛查规划者的辅助检测, 为CIN的管理提供支持。     

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诊疗新技术在生育力保护的价值

中国子宫颈癌疾病负担仍持续上升，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子宫颈癌为女性肿瘤新发病例第6位，死亡率为第7位，发病率从20～24岁年龄开始显著上升，并在城市女性45～49岁和农村女性50～54岁达到顶峰，且子宫颈癌新发病例呈现年轻化趋势[1,2]。子宫颈癌筛查推广与普及让更多女性可以在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SIL)阶段即被检出并进行治疗干预。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相当于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2和CIN3,在未治疗状态下具有消退、持续与进展等不同自然发展进程。未经治疗的CIN2患者约50%会在两年内自然消退，只有18%发生进展，年轻女性则具更多消退率(约60%)及更少进展率(11%);CIN3具有更高进展为癌的风险，平均13年间有15%～23%发展为浸润性癌，而接受常规治疗女性的患癌风险仅为0.7%[3]。早期诊断和新疗法使用大大降低了年轻癌症患者的死亡率并保有更好的生活质量。然而因恐癌心理因素，扩大切除病变的治疗法仍属目前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