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认同与借鉴

以创作思想为例,论述韩愈对<文心雕龙>之认同与借鉴.韩愈创作思想主张以情为主,强调"不平"之思、感激怨怼、"勃然不释"之情对文学的感召、激发,与<文心雕龙>"立文本源"之"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一脉相承.创作修养上,二者皆主"虚静"说,主张多积累、多体验;文学风格上,韩愈认同刘勰之风格多样化的主张,坚守执正驭奇的基本指导思想.韩愈从创作思想上,认同与借鉴刘勰之理论主张,从而建立了正确而通达的基本文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吴礼部文集》版本源流考述

吴师道乃元代颇有成就的大学者,在学术史、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且于文学亦有造诣.可惜历来很少有人涉及,其文集后世流传不广,影响了吴师道的学术价值.本文对<吴礼部文集>的版本源流作出考述,釐清其系统,认为<吴礼部文集>有四个版本系统.是书元刻本,乃世间仅存者,本有脱叶,今入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乃后世诸多钞本之祖本.流传颇广者,乃王士稹写本.明棉纸蓝格写本,与元刻本不同,出自原稿,竟体完整,又以吴氏所藏家稿校定,又经傅增湘校勘,不独在各钞本之上,抑更在元刻之上,今收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全元文>第三四册收录吴师道文十七卷,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礼部集>为底本,未能吸收前人的校勘成果,并不完善.     

唐宋元时期三位吴师道考

为学界所知悉之吴师道乃元代人,学有根柢,著作弘富,涉及到诸多学术领域,在文学史、思想史应占一席之地,然而对这一著名人物的研究,甚是寥寥.实际上,名吴师道者于唐宋元三代有三人,均为当时著名人物,且皆涉及文学,如不辨析,易致讹误.唐之吴师道,为垂拱元年进士;宋之吴师道,乃蜀人,曾任汉州太守,元祐时挂冠归隐,为"元祐七老"之一,与李之仪友善;元之吴师道,乃婺州兰溪人,元延祐辛酉(1321)进士,为著名学者、文士.本文考证、厘清三位吴师道的事迹、出处,纠正讹误,有利于研究的深入.     

略论韩愈诗歌的创新

中国诗史上有“四大诗人”之说——李、杜、苏、黄,李、杜为唐人,苏、黄为宋人。这两组人物分别代表了中国诗史上的两种诗风——唐风与宋调。而宋调之成其来也远矣,叶燮《原诗·内篇》云:     

陈子昂的“兴寄”说再探讨——兼论学术研究的基本理念

陈子昂是唐诗革新的健将,其价值与影响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依据诗歌发展史、诗学理论衍变及文化背景,简要阐述陈氏所揭橥的"风骨"与"兴寄"的基本理论,守正出新,矫正王志东<略评陈子昂的"兴寄"说>的错误,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并因此提出了学术研究的三个层次的基本理念.     

《文心雕龙》与《艺概》

《文心雕龙》和《艺概》都是对前代文学实践和理论批语的总结,二者有着颇多一致之处。本文从宗经思想、文学史意识、立足文学实践、兼容并蓄的批评态度、范畴应用五个方面来比较二者的异同。《文心》因其关注形而上的“道”之哲学探讨,并形成其文学上的“原道”－－形而上理论,使《文心》的宏观研究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能够以开阔的视阈作细致的微观探寻,结合历代文学实际,建构了其“体大虑周”的宏观文学理论体系,在古代文论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艺概》因缺乏这种上溯于“道”（本体）的形上意识,故尔其理论性、系统性,均不可与《文心》同日而语,尤其在近代变革动荡的时期缺乏时代气息,而显得传统的包袱相当沉重。     

沈曾植遗文补考

沈曾植学问淹博,乃道咸以降之承先启后的学术大师.其文章生前未能刊刻,散佚颇多.钱仲联编辑之<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使学人得见沈氏学问之精湛深邃,有益学界,然亦多有遗漏.今从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题记>中,辑出沈氏遗文九篇,可以补<海日楼题跋>之未备;亦有一篇题跋,虽为<海日楼题跋>所收,然傅氏所述,则提供了相关背景,实足相互发明.所辑遗文之后 ,又略作考述,以明其题跋版本之情况及发现经过,方便理解沈氏之文.其中,<〈通典〉二百卷题跋>一节,考述详明,纠正了<藏园群书经眼录>整理者之失误.从这几篇题跋,可见沈氏精熟版本目录之学,学问淹博通达,为傅增湘素所服膺.     

一本难得的好书与应该避免的几个讹误——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订讹

朱自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教授,研治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成绩斐然,也是较早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先驱者之一。朱先生是成就斐然的作家,对创作的甘苦有着深切细致的体会;又是学养深厚、博古通今的学者和敏锐的文学批评家,对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是独到而深刻的,而且能够融古通今。可惜,朱先生的批评史著作传世不多,难以窥其精深博大。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一书,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不足之处在于笔录者及出版者讹误颇多,影响了此书的质量,今略作校正,以期再版时修订,争取达到尽善尽美。     

咏史诗渊源的探讨暨咏史诗内涵之界定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传统的民族.对历史的观照是华夏人民一个永恒的主题.修史,则是这一主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也就是说修史是有为而作的,它会对人事产生积极的模范作用(直接的取法)和消极的儆戒作用(间接的借鉴).因此,史学就具有两方面的效用:一是属于道德批判的“褒贬”,一是属于经验教训的“资治”.故梁启超曰:“史者何?纪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相体,校其总成绩,求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故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修史的优良作风对历代政治亦产生了相当的作用力.因此,对前贤的追慕,对成败兴亡的感叹,便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一个永恒的主题.“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古今成败无多事,月殿花台幸一吟.”唐代诗人周昙的咏史组诗的这首《叙吟》正说明了这一点,可见咏史诗能够折射出士人的心态及社会心态,从中间接地看出后人对自己时代所持态度及所负责任.研究咏史诗,可以多角度多方面抽纬出那个时代之所以兴盛抑或败亡的综合力量,以便更好地研究了解那个时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为新时代服务.否则,就会如杜     

唐汝询生平考述暨著作钩沉

唐汝询乃明代著名唐诗选家,也是晚明诗坛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他出生于世代业儒之家,虽自幼目盲,却于无明处看世界,发愤著书,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所。其品行坚毅,学问淹博,著有《唐诗解》《编蓬集》《姑蔑集》等,其中尤以前者能切入作者之苦心孤诣,传其灵心慧识,感动激发人意,具有特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