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帝国260多年的统治。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取得了重大胜利。可是．以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为标志，不但国民党陷入困境，民国亦名存实亡。从1911年10月10日起义至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内政局跌宕起伏，成败交替。痛骂袁世凯专制、反动，可以解恨但无法增加政治智慧。袁氏本来是新旧参半的人物，要回答的问题恰恰是这个清末新政的翘楚，为什么没有在各方压力下继续前进。这里蕴藏着值得认真探讨的政治经验。本文着重从国民党和孙文方面的策略失误来看其中的症结。“春秋责备贤者”，与其骂反动派，不如让有志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人们得到必要的教益。     

笑声泪影中的苦难和智慧

"学问有一半是在闲聊中得来的。"1956年,我访问剑桥大学,一位教授请喝下午茶时说的这句话,我一直未能忘怀。的确,许多思想火花是在自由交谈中激发的。不过,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威胁无所不在;久矣哉,不见汪洋恣肆放言无忌的闲聊!拜读怀宇的《访问历史》,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从头到尾都是睿智的闲话!     

大国盛衰的历史经验

17世纪以来,世界地图急剧变化,各大洲国家兴替、大国盛衰,这一切都给人们留下许多历史智慧。我们所致力建构的,应该是一种支撑“战略文化”的成熟、理性的现代国家意识。走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应有利于扮演和平与安全、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大国角色,对全球事务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在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趋突出的情况下,我们应从国家自强、民族复兴的高度保护和壮大发展本国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更新发展和现代崛起。     

试评韩非的“法、术、势”

韩非的“法、术、势”理论,不少研究思想史的同志给予很高评价。一个代表性的说法是:“韩非建立的以法治为主的法、术、势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适应了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即将取得统一政权的形势,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一七九页)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这个理论是不是韩非创建的?它真的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吗?     

再评韩非的“法、术、势”——答孔繁同志

拙作《试评韩非的“法、术、势”》①(以下简称《试评》)发表后,引起一些同志关注。这里仅就孔繁同志《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②一文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试评》不同意流行多年的观点,论证了是商鞅不是韩非首先创建了“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的“法、术、势”理论没有“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孔繁同志认为上述看法把韩非“一笔抹煞了”;还是“韩非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法治理论”;认为《试评》“明显地歪曲了韩非法治思想的实质”,“将剥削阶级内部的所谓团结和统一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说“秦始皇实践的就是韩非的法治学说”。这些论断都是值得讨论的。     

从新文化运动的争议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本文认为,从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无力自行转化为现代社会;中西文化有很大的落差;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作者从这三个视角重新界定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性质,即它是文艺复兴以来逐步形成的世界现代文化的延伸,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先导。本文提出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五阶段分期说,指出"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一条主线就是传播现代文明的成就。本文针对目前来自新左派、民族主义以及自由派内部各种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观点,从历史事实和理论构造层面进行了一一分析和驳斥,并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指出中国在思想文化上欠了全人类一笔债。     

孔子反动教育四议

一、所谓“诲人不倦”过去的反动统治阶级曾吹捧孔子是什么“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孔子也自我吹嘘:“诲人不倦”、“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古今的一些反动派企图用这些话来证明他不管学生的出身,总是“不倦”地教育,似乎他的教育是没有阶级性的。     

实行法家路线的政治家曹操

曹操(一五五——二二○年)是我国历史上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历代反动派都咒骂他。《三国演义》出来后,曹操几乎成了“奸雄”的代名词。鲁迅早就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指出:“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对曹操如何评价?主要是看他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东汉末年,地主阶级特别是豪强地主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和互相争夺造成天下大乱。著名的“黄巾”大起义,烧官府,杀豪强,使“朝野崩离,纪纲文章荡然”,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秩序和孔学,推动着历史前进;也为推行法家路线创造了客观条件。在农民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后,豪强     

万身公法书籍与康有为前期思想

以《实理公法全书》为代表的万身公法书籍是19世纪中国所有文献中最彻底的民主主义纲领。目前学术界断定它作于80年代没有足够的根据,它不但在思想方法和基木内容上与康有为写于80年代的《内外篇》、《教学通议》等大相径庭,就是拿它同1895年公车上书前的作品相比较,也风格迥异。康有为的思想是在甲午战后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到1897—1902年间他才有可能写出万身公法书籍。弄清上述情况,便可大体了解其前期思想发展各阶段的特点。     

谈谈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指导思想与方法问题——兼答林锦峰同志

近年来,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日趋繁荣,但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急待澄清。旧作《重评科学与玄学论战》在内部印行时已引起许多同志的兴趣,公开发表之际又受到林锦峰同志的关注。借此机会,特就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等问题再发表一点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