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研究

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及其存在原因。结果发现:总体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年龄、教育以及职业地位等因素对消费观念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女性相比,男性的消费观念受以上因素的影响更大。     

社会关系、初职获得方式与职业流动

关系使用者是一个高度异质性的群体,区分不同类型的关系使用者对理解社会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结果变量的效应非常重要。根据初职获得的方式,本研究将劳动者分成三个群体,即通过正式渠道(不使用关系)、正式渠道与关系相结合(正式+关系)以及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使用2009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JSNET2009)数据,本文探讨了这三个劳动者群体的特征以及他们在职业流动和收入分层模式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使用正式+关系方式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和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的特征及其劳动力市场经历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前者是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他们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以及质量最高的社会网络资本;而后者是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最低,而且社会网络资本的质量也是最差的。其次,后者比前者更可能换工作(离开初职)。第三,两个群体收入获得的决定因素方面也体现出显著的差异。     

1982-2000：我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详细的职业类别,探索了改革以来我国非农职业性别隔离的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并表明这种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我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而在90年代,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水平却呈下降趋势。我们认为导致这种非线性变化趋势的原因在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影响职业性别隔离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我们还发现,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类型、不同教育程度或户口性质的就业人员,其职业性别间隔离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异。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5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我国农村养老的几个问题

本文选择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3个自然村作为研究对象，将经济发展因素作为跨地区对比的一个变量，用于描述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究竟如何影响农村的养老方式以及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

使用一个1996年收集的全国抽样数据,并结合事件史分析方法(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本文探讨了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到底是哪些农民能够抓住机会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并成为农村中的精英阶层。本研究具体检验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他们改革前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响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旧式精英(解放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解放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改革后进入非农职业的机率都比较高。第二,在不同历史阶段,精英职业获得模式是不同的。低风险性是导致改革早期新、旧精英的后代的选择趋同的主要原因,反映了他们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走向无法清晰把握时的一种选择理性,而改革后期他们非农化道路的分野则充分体现了个体的社会行动是如何受其家庭背景(或精英文化因素)影响的。基于这些发现,作者提出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观点,指出除了当前学界讨论较多的权力和人力资本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机制。     

上海社区服务事业发展的思考

上海社区服务是指在城建区的社区内,建立在自愿、自治和自助、互助基础上的,既面向全体社区成员,又突出重点对象和特殊对象的服务。由于社区服务作为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而且较多地体现了社会互助的基本要求,因此,社区服务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一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最近甚至开始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趋势。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研究探讨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并着重检验影响教育获得的各主要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第二,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第三,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群体,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最后,不同教育层次入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不相同,教育层次越低,升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笔者认为上述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