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与我国城市科技服务业的比较和启示

本文首先从发展的历程和环境、产业形态与整体实力以及产业政策三个方面,对发达国家城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动因作简要的总结;之后从发展现状、产业形态、地区分布等几个方面简述我国城市科技服务业发展概况;最后分析我国城市科技服务业存在的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城市科技服务业发展对我国城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深圳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基于产业协同演进和制度谐振的视角

本文从产业协同演进和制度谐振两个角度分析深圳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动因，发现科技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存在四个方面的关联，能互相提供市场和中间产品，共同升级，协同发展；深圳市的政策作出了响应科技服务业发展需要的调整，制度变迁促进了产业发展，体现了产业和制度的谐振，同时创新创业文化也促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     

天津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产业协同和制度谐振的视角

在界定科技服务业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服务业发展动因的理论框架,认为科技服务业与其他高技术行业的产业协同和科技服务业与制度的谐振是科技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因。运用统计数据分析了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对比了天津、深圳、北京和上海的科技服务业发展。分析了天津高新技术产业和制度环境对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以及这两方面动因与其他城市的差别。天津科技服务业发展与其他城市相比还有差距,主因在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制度环境滞后,未来的发展需要从借力金融创新和滨海新区建设、加大政策倾斜和投入、推进市场化改革等方向入手。     

董事会里的"战争"——序贯与惩罚机制下董事会决策行为的实验分析

本文利用实验研究方法首次在独立董事人数占优的董事会中引入序贯和惩罚机制,探讨了董事会科学决策的促成因素及制度环境.实验结果发现,序贯与惩罚机制引入后,董事决策正确率较静态实验分别提高了39.09%和34.26%,但两者的作用原理不同:序贯机制着力于改善董事会的私人信息结构,通过将独立董事"知情化",从而使决策行为独立于董事类型;惩罚机制则是利用独立董事的社会偏好进行治理,使决策行为与项目类型无关.与Gillette等人的研究结果不同,好项目的通过率并不是100%,原因可能与序贯时的针锋相对策略、惩罚时的社会偏好存在有关.     

风险规避与一级密封拍卖的有限腐败——模型及实验

在风险中性假设的有限腐败一级密封拍卖模型基础上,构建容纳风险规避的有限腐败一级密封拍卖的一般模型,依据模型进行基于计算机局域网的多组并行的实验室实验;实验包含一个作为基准的无腐败一级密封拍卖和三种有限腐败程度的一级密封拍卖,并设计两种收益计算方式和保留价设置,实验研究对比两种模型的预测力,考察存在有限腐败的一级密封拍卖的效率和竞标人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有限腐败机制不影响一级密封拍卖的效率,成交价格方面有腐败与无腐败的拍卖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腐败者的期望收益有所上升,高报价更为激进而低报价更为保守;腐败者是异质的,其报价行为具有禀赋依赖性;非腐败者的行为和卖者收益没有显著变化。实验结果表明包含腐败者风险规避特征的模型预测力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