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填埋二次污染的危害与防治

介绍了垃圾卫生填埋中二次污染的危害,指出垃圾卫生填埋场建设和填埋操作中为防止填埋释放物对周围环境的二次污染所应采取的防渗、收集、处理和利用等措施,探讨了在垃圾卫生填埋场建设和填埋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及应着重考虑的方面.     

污染场地分类分级管理思路探讨

本文分析了污染场地与建设用地的管理范畴,细化建设用地分类管理思路,并基于我国污染场地分级管理需求分析,借鉴发达国家的污染场地分级管理情况,提出我国污染场地分级管理的制度设想,国家确定优先管控名录,对优先管控名录内外场地进行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和管理层级确定。     

生态水泥胶砂块中重金属的动态浸出行为研究

采取酸性浸取剂更新条件下的动态浸出实验方法,研究了生态水泥胶砂块所制3种样品(细粒样、粗粒样、块状样)中As、Cd、Cr、Cu、Ni、Pb、Zn等7种重金属的浸出行为.结果表明,除Cd始终未检出外其他重金属均有浸出,同种样品中以Cr的浸出率为最高,同种重金属的浸出率均表现出细粒样＞粗粒样＞块状样的趋势.根据Fick定律做出各重金属的累积浸出分数Pt与t1/2的关系曲线,其在浸出进行段线性良好,表明浸出过程受扩散控制;对同种金属,有效扩散系数Deff体现出块状样＞粗粒样＞细粒样的趋势,说明较大尺寸块体的浸出过程完成得相对较快.各种重金属的Deff值普遍很低,均在10-10 cm2/s数量级左右,说明水泥固化体中重金属的浸出是缓慢而长期的过程.     

大亚湾沉积物中137Cs的环境容量研究

参照水、土壤环境容量研究方法，提出沉积物环境容量的定义，并根据系统中物质平衡理论建立模型，对大亚湾沉积物中的^137Cs环境容量进行了研究，计算了大亚湾内表层沉积物中^137Cs的静容量，并选择代表性生物，计算了近岸区的年动容量和总动容量。结果表明，计算得出的环境容量接近于目前沉积物中^137Cs年输入量，在控制年限内，将沉积物的输入量控制在该环境容量范围内，是大亚湾沉积物生态系统维持目前状态，不会出现明显恶化的保证。     

2种浸出方法对水泥熟料的适用性比较

采用2种不同类型的代表性浸出方法:TCLP和NEN7371对不同重金属含量及不同烧制条件下所得水泥熟料进行浸出实验.结果表明,NEN7371方法下各样品中所有受试重金属几乎均有检出,大部分重金属的浸出率均高于10%;重金属的浸出浓度与其在熟料样品中含量的趋势对应性较好;TCLP方法下各样品中的受试重金属均只有部分检出,且浸出率一般在0.5%左右,浸出浓度很低,仪器检测误差较大.说明在考察水泥熟料中重金属的浸出特性时,NEN7371方法的适用性相对更好.     

基于DO-stat流加培养控制的L-异亮氨酸发酵条件优化

L-异亮氨酸(L-lie)产生菌代谢流的前期研究报道认为,较低的溶氧浓度有利于L-异亮氨酸的积累.为进一步提高L-异亮氨酸的产量,采用DO-stat流加培养控制方法,分别研究了溶氧浓度20%、30%、35%和40%下乳糖发酵短杆菌发酵液中葡萄糖浓度的变化以及L-异亮氨酸的合成情况.结果表明,当发酵罐中溶氧浓度控制在20...     

新型城镇化应高度关注污染场地再利用风险管控

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巨大的土地压力将使"退二进三"、"退城进园"等政策实施产生的数万家工矿企业关停搬迁遗留的污染土地(场地)的再开发成必然趋势。在倡导"生态宜居"和"美丽中国"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地挖掘污染土地(场地)再利用的潜力,必须高度重视污染场地再开发的环境风险防控,正视和加速解决其环境管理中的关键问题,为新型城镇化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的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探讨

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场地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再开发需求强烈。直接开发未经治理修复的污染场地,所带来的环境安全、健康风险和社会风险隐患相当突出,必须高度重视。从场地再开发流程分析入手,分析了从企业搬迁到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不同环节存在的环境风险及其涉及的相应监管部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搬迁、流转、流转后三阶段划分的涉及工业和信息化、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多部门的全过程环境风险防控机制,可为中国建立有效的污染场地再开发联合监管机制提供参考。     

浅析环境影响评价和污染场地调查评估的区别

现阶段的环境管理中,经常有将环境影响评价与污染场地调查评估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的情况,认为污染场地调查评估是环境影响评价的一种形式。环境影响评价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目前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总量控制、源头预防     

发达国家和地区污染场地法律制度体系及启示

我国正在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这将为我国土壤、场地污染防治管理提供基本法律依据,并逐步建成完善的污染场地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其中,监管体系、资金体系和责任体系是污染场地管理体系中的3大重要方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各自污染场地管理法律制度体系中,均规定了明确的监管主体,采用了多样化的监管手段,建立了可持续的污染场地专项基金,确定了明晰的责任判定和追究原则,为我国场地污染防治立法和制度设计中监管体系、资金体系和责任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