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来稿中统计学处理的要求

关于资料的统计学处理:应根据实验或调查设计的条件,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对于定量资料(计量资料),应正确选用t检验、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计数资料)应选用χ2检验;非参数统计方法采用秩和检验。     

西藏驻军某部730人龋病状况调查报告与分析

目的:为了更好地开展口腔卫生服务,了解西藏驻军部队人员中的龋病流行情况.方法:采用世界卫生组织1997年版口腔健康调查基本方法和标准器材,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择西藏驻军某部为调查样本.结果:共调查西藏驻军某部现役男性人员730名,龋患率为24.6%,龋均为0.51.结论:该部现役男性人员中龋患率处于较低水平,龋病未治率却较高,应加强对部队人员的系统性口腔卫生服务.     

Survivin和FHIT蛋白在口腔鳞状细胞癌中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口腔癌是头颈部较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占全身恶性肿瘤的第六位,在头颈部肿瘤中居第二位[1],而口腔癌中鳞状细胞癌占首位且近年来其发病率有上升趋势。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恶性度较高,难以早期发现,失去最佳的治疗时机,影响预后。近年来,肿瘤标志     

在川“海归”大力开展科技救灾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是国内外著名的口腔专科医院，50％以上的技术骨干系留学归国人员。“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留美学者华西口腔医学院党委书记吴亚菲立即与在家院领导组成临时指挥部，紧急疏散病人。留学丹麦学者院长周学东出差外地，第一时间赶回医院，立即组织医院抗震救灾医疗救护队，积极开展抗震救灾。先后派出留美、留德、留日学者朱智敏、陈谦明、胡静、李龙江、石冰、宫苹、丁一、梁新华等赴德阳、绵竹、安县、都江堰、彭州等重灾区；赵志河、郑谦赴青川等灾区积极展开医疗救护。留日学者田卫东为以色列伤员实施颌面创伤修复手术。截至目前，     

我军现役人员牙科就诊现状问卷捷径调查和分析

目的:为了解我军部队人员牙科就诊情况,探索口腔疾病发病规律和口腔医疗保健现状。方法:采取分层抽样方法,采用封闭式选择问卷试题,分别进行牙科就诊现状调查、填写记录。结果:共调查陆、海、空官兵1 269人,入伍后曾到口腔科看过口腔病的人员占25.7%。结论:应改善部队人员的系统性口腔医疗服务。     

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牙科医疗机构的局部调查

目的 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牙科医疗机构在人员、设备，知识结构和消毒方面的特点进行调查，为牙科机构的管理部门提供客观数据。结果 在人员构成，知识底蕴，消毒措施方面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有先天的优势，并且有显著性差异。而在设备方面则两类牙科医疗机构无差异。结论 尽管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占有人才优势，但要从激励机制上留住人才。而营利性医疗机构虽目前不注重专业知识和消毒理念的学习、更新，一旦完善将会有更好的市场占有率和患者满意度。     

手术患者转运系统设计与应用

目的:为实现医院围手术期全流程信息化管理,解决手术患者转运过程中外送人员接单不及时、挑单漏单、管理落后问题。方法:通过信息化手段设计开发手术患者转运系统,利用院内无线网以及手持PAD,实现发单、抢单、接单、交接等节点,再造业务流程。结果:利用信息化手段将之前人工指派工作替换,外送人员与手术室护士、病区护士的所有交接工作实现电子化,所有节点都可实时追踪,外送人员工作量可统计。结论:该系统大大提升了外送人员管理能力,提高了手术患者转运工作的运转效率,提升了患者满意度,同时也完善了医院信息化全流程管理。     

睡前高觉醒在军校学员睡前使用手机与主观睡眠质量间的部分中介效应

目的 探讨睡前觉醒程度在军校学员睡前使用手机与主观睡眠质量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以整群抽样法,采用自编问卷、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睡前觉醒量表(PSAS)对某军校565名学员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和Spearman相关分析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Bootstrap法检验睡前高觉醒在军校学员睡前使用手机与主观睡眠质量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收回有效问卷553份,有效率为97.88％.553名军校学员中81.56％(451名)的学员大部分时间或总是在睡前使用手机.睡前使用手机情况与PSQI量表总分和PSAS总分均呈正相关(r=0.255,P<0.01;r=0.216,P<0.01).睡前高觉醒在睡前使用手机与主观睡眠质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2.86％(P<0.01).结论 睡前高觉醒在军校学员睡前使用手机与主观睡眠质量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军人心理控制源和疲劳的关系：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究军人心理控制源、心理弹性和疲劳间的关系.方法 选择553名官兵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IPC)量表调查心理控制源,Conner-Davidson心理弹性量表(CD-RISC)调查心理弹性,疲劳量表14(FS-14)调查疲劳情况,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间的关系.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532份,有效回收率为96.2％.军人心理控制源在是否独生子女、入伍前户籍是农村还是城市、原生家庭结构完整与否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但在性别和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vs大学及以上)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军人疲劳在性别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其余人口学维度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低内控性(高外控性)军人疲劳程度明显高于高内控性(低外控性)军人(P<0.01);除内控性与躯体疲劳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外,心理控制源3个维度、心理弹性3个维度和疲劳2个维度之间均两两相关(P均<0.01).心理控制源和心理弹性可解释官兵疲劳变异的22.8％;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心理控制源通过心理弹性间接影响疲劳(χ2/df=4.888,拟合优度指数=0.983,调整拟合优度指数=0.940,规范拟合指数=0.983,相对拟合指数=0.957,增值拟合指数=0.986,Tucker-Lewis系数=0.966,比较拟合指数=0.986,近似均方根误差=0.086).心理弹性总的中介效应为22.58％.结论 心理弹性在军人心理控制源与疲劳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应重点关注偏外控性官兵的疲劳程度,提高心理弹性能力,降低疲劳水平,提高作业效能.     

不同岗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激励因素研究

背景　要提高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工作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不同激励因素对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影响不同。目的　比较不同岗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激励因素现状、满意度及激励因素偏好,为进一步细化完善家庭医生团队激励机制提供依据。方法　于2019年7-9月在厦门市、杭州市余杭区、上海市长宁区、北京市西城区和房山区共选择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问卷对所有在岗的家庭医生团队人员676人（包括临床医生、护理人员和公共卫生人员）进行普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医生团队人员的个人基本情况和工作环境基本特征、激励机制及激励因素偏好情况。对不同岗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基本情况及激励因素差异进行分析。结果　共收回有效问卷676份,有效回收率为96.6%。不同岗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月收入、总收入中家庭医生专项资金占比和签约服务费占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者高于从事护理和公共卫生工作者（P<0.016 7）。不同岗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对收入与家庭医生工作价值匹配程度的评价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事公共卫生工作者认为收入与工作价值匹配的比例高于从事护理工作者（P<0.016 7）。不同岗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对福利待遇的满意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04）。不同岗位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参加阶段性进修培训、相关专业课程培训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者参与阶段性进修培训者占比高于从事护理与公共卫生工作者（P<0.016 7）;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者过去1年参加相关专业课程培训者占比高于从事护理工作者（P<0.016 7）。不同岗位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过去3年职务提升与职称提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种岗位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绝大多数都认为个人收入和福利是最重要的激励因素,这一比例在家庭医生、护士和公共卫生成员中分别是95.6%（387/405）、95.7%（180/188）和98.8%（82/83）;培训机会、社会认可和尊重、职称晋升机会排在第2位、第3位和第4位;但对家庭医生来说单位管理制度是排名第5的激励因素,对护士来说工作量是排名第5的激励因素,对公共卫生人员来说排名第5的则是工作条件。结论　不同岗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激励机制现状存在较大差异,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收入、福利待遇与培训学习情况优于从事护理和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员,且不同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对激励因素的偏好有所不同。应当继续优化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薪酬结构,提升家庭医生团队的收入及签约服务费,完善经济激励措施;加强基层培训学习力度,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保障医疗卫生人员权益,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社会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