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

政治宪法学过度强调不成文宪法、政策及利益的重要性,而规范宪法学存在对规范性一词的误解。宪法学作为理解的科学,既非纯粹的、逻辑严密的价值学,也非纯粹的实证主义科学或纯粹描述事实的社会学。宪法中的价值源自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结合。必须面向时代精神价值,通过具有整合性的宪法解释将宪法的规范含义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既保持变通性又不失安定性,这是中国宪法学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3条的诠释与解读——以鉴定意见审查判断为视角

2010年7月1日《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已正式实施,该规定第23条明确规定了鉴定意见审查判断时应当着重考察的若干事项。鉴定意见作为现代诉讼活动中的“证据之王”,在案件事实认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在死刑案件中扮演着“一纸定生死”的角色。通过对《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3条的诠释与解读,进一步明确刑事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中的鉴定意见证据能力及证明力,有助于切实保障案件裁判的司法公正、维护案件当事各方的合法权益。     

当代海外和港澳台儒学的五大学派

在国内的于丹、李零等讲解儒学之际,我们不能忽视当代海外和港澳台地区的五大儒学学派。其中主要有对话之儒杜维明、诠释之儒成中英、继承之儒蔡仁厚、沟通之儒刘述先、教化之儒汤恩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的哲学诠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在哲学层面上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的有机整合。在其内部组成部分又各有作用,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基础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系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动力系统,社会主义荣辱观为规范系统,而也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彼此贯通,才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根本内涵。     

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及其命运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原因、实质和内容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说法。俄共一些领导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抓住列宁的某一说法,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辩护。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新,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继续;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强调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却,是对农民的暂时让步,要求转入进攻;布哈林则认为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因素是运用市场机制。这些不同诠释直接影响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但都可以在列宁的言论中找到依据。有些解释属断章取义,无视列宁思想的变化和发展。科学的研究需要对列宁的不同说法联系具体的时间环境进行分析,找到本质的东西。     

论法治政府与政治文明

建设法治政府是政治文明应有之义。按政治文明的要求,法治政府是受制约、负责任、诚信道德的政府,体现出民主、法治、人权等政治文明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并努力实践于政府行为之中。     

欧盟就业男女平等政策浅析

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欧共体/欧盟发展了由指令、建议和行动项目构成的相互关联又递进发展的就业男女平等政策。“同工同酬”到“等值同酬”之政策变化的案例诠释,反映了欧盟逐步把社会性别平等的内在涵义纳入其社会政策,并使之在共同体和成员国两个层面上并存、互动而呈现引导性强于约束性的“软政策”特征。这些成功经验之外,“不规则就业”、未被政策充分覆盖的“无酬劳动”和“家庭劳动”等,仍是欧盟部分成员国女性劳动参与的主要形式,对女性发展尚存制约作用。     

只要关系不倒，贪官就会没事

“干部、干部，是带头干活的那部分。”这是村党支部书记出身的全国优秀乡镇党委书记，辽宁省义县张家堡乡党委书记张久祥的一旬名言。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对干部这一称谓的最生动的诠释和最直观的解读，可谓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三个代表”的有力诠释

“三个代表”是我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非典”疫情使我党面临严峻考验,它 考验我党是否真正关心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否具有驾驭全局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党和政府身体力行,对“三个代表”做了有力的诠释。     

法律诠释与意识形态

本文从法律诠释与权利分配之关系入手 ,论述了法律诠释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必然关联。任何法律诠释总是和一定的利益要求及对该种利益要求的规范调整相关的 ,这是决定法律诠释与意识形态必然关联之内因。在此基础上 ,文章站在批判立场 ,逐层对法律诠释理论和实践做了反思 ,并提出通过对话与整合 ,以“超越”法律诠释之意识形态属性的可能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