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形成"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轨迹。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以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索新的视角,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就学术范式与方法和批评实践这几个方面入手,讨论詹姆逊如何运用中国问题的隐喻来建构其文学阐释;阿尔都塞如何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吸纳到他的核心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理论;巴赫金的理论如何从文化转型和文艺批评实践方面与中国形成折叠与对话。     

科学技术演进与知识论的超越

知识论以自然科学、伦理、艺术、神话、宗教等知识为基础,研究知识的性质、界限、来源和效力等。科学技术作为知识论重要的知识源泉,它的发展历程对知识论的超越具有重要影响。科学技术主客体的变革,不仅彰显知识边界和范围的不断扩展,而且彰显人类从自然和社会禁锢中不断得到解放的历程。科学技术的特质与同时期知识论的性质具有一致性。科学技术获得方法从科学技术领域向社会科学、社会领域不断拓展,成为知识论关注的重要领域。科学技术证实的三个因素即基础的公理、联贯的理论和谐与外在基础,被知识论肢解为基础主义、联贯论和外在主义三种证实理论。科学技术功能的演进与知识论研究目标的演进具有一定的同一性。科学技术与知识论具有多元关联性、内在逻辑性、相对独立性、历时演进性与共时并存性、科学技术和知识论与其他知识具有融合性等特性。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建设思想新发展研究 以党的十九大与十八大报告文本比较为视点

较之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党的建设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内容不仅在文本结构形式上作出了一些变动调整,而且在具体提法、措辞表述上也呈现出诸多新变化,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和新举措。通过对上述两个文本相关内容的研读比较,透视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党的建设理论发展所作出的新贡献,既有助于我们学习领会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的新表述、新观点和新要求,也有助于我们体会并把握其中更突出的创新意识、更鲜明的国情意识、更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更明显的实效意识。     

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的新形势新挑战,围绕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开拓了管党治党的新境界。首先,精准把脉,系统分析了腐败问题的政治、思想、客观、主观根源。其次,提出了根治反腐败的新理念新思想,开创反腐败斗争新局面,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坚持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政治自觉;坚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筑牢反腐败思想防线;坚持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扎牢制度防线;发挥监督合力,构建科学有效的监督体系;坚决落实两个"主体责任",避免反腐空转。再次,贯彻辩证思维,开拓反腐败斗争新方法,使得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各项重大创新稳妥推进,成效显著。     

抗战相持阶段 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护及当代启示

抗战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国民党掀起了三次规模化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的政治诉求、话语诉求、身份诉求、抗战诉求,通过理论灌输、话语叙事标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向与价值关怀。然而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衍生演变,党际之间的矛盾激化,真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边界的故意抹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肆意鼓吹,使文化边界呈现出繁缛化、阶级化、模糊化、扩张化的样态,造成了政治思想理论界的分歧复杂,加剧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护之困。守护马克思主义文化主阵地需要廓清真三民主义与伪三民主义的政治立场、辨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未来革命指向、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思想界限、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适用磁场。在当下的文化建设中,守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需要协调好一元指导与多元共存的关系、兼顾好理论经典与时代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内在防御与外来扩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