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

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随之进行了公共预算体制改革，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项目制。地方政府的项目支出主要有三种类型：上级专项转移支付、上级非补助性项目支出和本级项目支出。三类项目支出在地方得以汇聚和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府的财政结构。项目制本质上不是对科层制的一种摆脱或超越，而是国家主动对政府科层体系的一次完善和补充，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拓展。项目制的直接目的是“硬化”预算约束，深层目的是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二者在实践中呈现一定张力，政府治理的理性化和技术化并不必然增强其对公共需求的回应能力，甚至可能形成反向效应。     

德国职业教育对我国高职院校“工学结合”培养模式之启示

二战后,德国建立了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对我国高职院校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基于对德国职业教育之研究,从组织机构、教学方案、校企合作等方面,论述德国职业教育对我国高职院校"工学结合"培养模式之启示。     

七言之起与七言体晚兴和律化

七言体起于七言句式的确定,骚语由于缺乏七言句式的限定不能指为七言体之起。七言起于汉代谣谚、镜铭、歌诀,亦有文人偶作并赋体七言系辞,但汉乐府五言蔚为正宗,并以文人拟乐府居于雅正,而七言俗制罕作。然七言魏晋不兴,非在句句平韵导致意脉不相连属、不堪叙述抒情,而主要在于俗制不入、句长为难。及南朝宋鲍照七言隔句押韵新造其体,开启南朝七言之盛,与五言同时接受声律规范,卒成七言律体,但命意、造语犹仍南朝乐府七言,表现为早期七律的重要特点,这是因为七言新体形成既晚,不及五言经由自汉以来文人拟乐府的长久积累形成文人创制的精工锻炼。在七言律体的形成过程中,声律和联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述论民国时期凉山彝区“四十八甲”

"四十八甲"是20世纪前期凉山彝区部分地方的基层政权,是北山设治局等的底层建构。清末民初,社会动乱、治安混乱、交通梗阻,需要建设基层政权,施以管理,恢复秩序。在川康省府的支持下,邓秀廷、孙子文利用私人武装创建并扩大"四十八甲",转为底层政权组织,维护了西昌、越西、冕宁等地的稳定与安全。"四十八甲"用地缘替代血缘、租佃改变奴役,甲内彝汉民众各阶层平等,折射时代趋势。剖析"四十八甲",反映彝区部分设治局或政治指导区的底层组织及管理状况,揭示近代部分民族聚居区建权的过程及特点。     

项目制、常规制与混合制:对政府购买服务中横向部门差异的分析

项目制的理论认为项目制有利于加强条线控制,因此上级政府愿意采用项目制。但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化运作却出现横向部门差异:有的政府部门热衷于项目制;有的政府部门不愿意采用项目制,而是采用常规制;另有一些部门综合运用项目制和常规制,形成混合制。从剩余责任的角度来看,在项目制的实施过程中,作为项目发包方的上级政府虽然压缩了项目承接者的剩余控制权,却仍需承担剩余责任。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上级政府需要承担很大的剩余责任,此时,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信任程度成为影响政府发包的关键因素:高度信任推动项目制,中度信任导致混合制,低度信任出现常规制。     

工业机器人专业双元制教学初探

在德国，双元制是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在企业中应用很广，近几年也被我国的一些企业借鉴或采用。实施双元制教学模式，对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加强与企业生产实际的紧密结合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以嘉兴技师学院双元制在工业机器人专业的应用为例，对工业机器人专业双元制教学进行探讨。     

中魂西制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价值观构建的研究

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价值观是其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和经验积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我国民营企业由于产权性质、时代制度变迁,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极具特殊性.笔者梳理了西方社会责任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责任观念,引入中魂西制,试图探索我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价值观的理论构建.     

项目制下各利益主体博弈及其解释———以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为分析对象

从制度设计来说，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有着紧密的组织体制与管理体制，但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离了政策目标，导致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使用绩效低，甚至出现“跑渗漏”的情况。从委托方—承包方—代理方互动的博弈过程分析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制，研究发现：委托方（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与承包方（地市级政府及县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承包方内部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承包方（移民管理机构）与代理方（乡镇政府、项目申报人）之间的博弈、代理人（项目申报人）与移民（村民）间的博弈导致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之间存在差距，使得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较差。     

统合协作：工资集体协商启动模式

合作主义和对抗主义是协约自治模式下启动协商谈判的两种方式。前者立足劳资合作达到共赢，后者重视劳资对抗而实现各自利益。我国协商启动立法追求合作主义，但也借鉴了对抗主义的规则，而实践却呈现独特的以政府导向为核心的“统合协作”模式：劳资政三方关系中，政府力量明显强大；劳资沟通能力较弱，沟通方式或合作或对抗未成定式；政府导向是弥补劳资沟通能力的必要措施。立法与实践的偏差是由于劳动法制模式正在经历由国家统合向协约自治的转换引起的，在此过程中劳资双方追求“自治”又依赖“强制”，政府追求“回避”又延续“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