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对法国文化的认识与引荐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通过阅读西书，赴欧留学，亲身接触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逐步加深。他的中西文化观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维新变法时期的民族主义文化观、留学时期的世界主义文化观，发展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兼收并蓄文化观。中西文化观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对法国文化的认识及引荐。蔡元培认为中法文化有许多共通之处，法国的科学研究、美术，特别是教育制度值得中国借鉴。他积极推动青年学子赴法留学，介绍法国文化，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并在中国践行法国教育制度。     

“项目扶贫”:逻辑、悖论与出路

"项目扶贫"是当前贫困治理的主要手段,其理想逻辑是以"项目制"为核心技术治理,强调程序化、标准化和专业化,体现政府对行政"合理性"的追求。但在实践中,"项目扶贫"存在着瞄准失效、程序烦琐、成本过高等多种矛盾,有时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项目制"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必须嵌入到传统科层制才能实施,很容易陷入悖论和路径依赖,最终走向了技术治理的对立面。C县溪东村通过调整"折股量化"的行动策略,绕开了"项目制"的重重壁垒,大大降低了"项目扶贫"的技术和时间成本,溪东实践触及了"项目扶贫"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目前仍属于边际性改革,倘若进行更系统、彻底地改造,可期待形成实质性的制度创新。     

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成因及特征

日本学者佐藤诚三郎认为,1955年以后的日本政治体制是典型的一党优位制,自民党是世界上最强有力且稳定的政党。日本政治体制的一党优位制是指日本自民党自1955年获得政权以来,至1993年大选之后,除自民党和日本共产党之外的七个政党和一个会派组成的八党联合政府的38年间,完全由自民党单独执政,未发生政权更替的政党体制。判定是否为一党优位制,具体来说,必须满足三个要件:一是选民看起来是稳定的;二是绝对多数门槛被明显地超过,第一政党和第二政党间的差距较大;三是连续三次确保绝对多数议席。可以说,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符合时间上的这三要素。     

再审审查制度对司法公信力的检视与提升——以A省B市的司法实践为分析样本

再审审查制度是保障当事人申诉权和纠正错案的重要法律制度，其有效的配置和运作能助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与强化。但其功能和价值 “有限”，现行司法政策在启动再审的标准上遵循“可能有错”的判定基准，显得过于泛化，无限放大其功能和价值，不仅不利于秩序价值的生成与固化，而且与创新现代社会管理模式之内生性精神与理念存在冲突，易引致社会管理风险，增加管理成本。完善的方向应立足于制度功能“限度论”，在法治的内在诉求以及现代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在肯定再审审查制度的有限意义与价值基础上，严格界定准入门槛，适用“确有错误”的启动再审标准，并健全相应的审查程序。     

推行“小先生制” 促进民族文化传承

20世纪初,陶行知先生为了普及民众教育提出了"小先生制"。在"小先生制"的推行过程中,要坚持校内与校外同时进行,面对一切人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普及民族文化知识。"小先生制"为民族文化传承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传承模式。     

官僚腐败问题与清代云南盐政“官运制”的兴衰

清代云南食盐专卖制度"官运制"的建立、运作过程中,反腐败是中央政府建立和运行这一制度的主要核心。但是出于反腐败的目的,盐课正额和作为食盐生产、运输成本的盈余的定额都被长期固定,造成了燃料价格上涨背景下的成本经费不足。由此官僚被迫长期挪用经费,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允许官僚自主挪用,造成了贪腐的新机会,也引起了中央的对官员的不信任。但是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状况却难以具体把握,经费定额越发固定,对亏课的官僚惩处也越严厉,官僚则不断将补偿亏课压力转嫁给百姓,激起百姓反抗。以此"官运制"的运作为线索,可知清朝的清代财政中官僚腐败与反腐的互动结构,即官僚在经费定额内的自主调配的必要性与中央对地方具体财政监管乏力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官运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