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的最高境界:不谈

放弃自己的控制权，做出任凭事态发展的姿态——用东北话说就是“爱咋地咋地”。对于对手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可信的威胁。     

IPO后阿里巴巴控制权会否旁落？

要是以失去阿里巴巴的控制权为代价来换取上市，马云及其团队肯定不愿意，但在现有股权结构下，阿里巴巴如果在香港上市，则马云面临直接被削弱的公司管控权，而如果选择在美国上市，则可能面临市场估值的拖累，找到两全其美的上市方案似乎并不容易。     

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问题研究

企业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不但各自存在差异,而且相互之间还有可能产生冲突。如何合理分配与协调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将关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安排就是要实现剩余权在企业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合适的安排,由于企业与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依赖程度并不相同,因此需要动态调整和分配每类利益相关者的剩余权。     

大股东控制权成本补偿与超控制权私利约束机制

对控制权私人收益作了新的理论解释,并进一步提出了大股东的控制权成本需要得到合理的补偿,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实质是攫取超控制权私利。私有非货币性收益是对大股东控制权成本的补偿且对小股东无害的最好选择。增加大股东掏空行为成本可以有效遏止大股东攫取超控制权私利。     

家族企业控股股东强化控制权的路径分析

家族企业社会化过程中,家族控股股东为获得控制权收益,往往会强化其控制权。本文认为控股股东强化控制权的主要路径包括股权资本强化路径和社会强化路径,股权资本强化路径主要包括构建金字塔控股结构和交叉持股结构,社会资本强化路径是指以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的董事会、经理层的人员构成,强化控制权。家族企业控股股东往往综合使用此两类路径强化其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     

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控制权配置实证研究

控制权治理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由控制权配置带来的控制权收益是激励投资家物质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手段。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从控制权收益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的控制权配置问题。分析创业企业中公司创业投资者与企业家的控制权收益构成和类型以及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专用性和专有性特征,厘清公司创业投资者与企业家各自私人收益、货币收益与其拥有的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控制权共享收益来源,构建基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和专有性的控制权共享收益函数,分析控制权私人收益和战略收益、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和专有性以及控制权收益与人力资本交互作用对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配置的作用机理。以公司创业投资支持的110家不同行业上市企业3年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混合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控制权收益、企业家人力资本及其交互项对中国经济背景下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两类控制权配置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创业投资者拥有的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正相关,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专有性负相关,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对公司创业投资者获得创业企业特定控制权比例具有正向影响,公司创业投资者控制权战略性私人收益对其自身获得创业企业特定控制权比例具有负向影响;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正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有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公司创业投资者战略性私人收益负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正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有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由于不同产业类型的创业企业会给公司创业投资者和企业家带来不同的控制权收益,进而导致双方对控制权的关注程度和类型发生变化。同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业企业,公司创业投资者和企业家对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关注的重点也不相同。因此,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创业企业进行控制权分类治理。 研究结论为完善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的控制权治理、提升控制权激励效果进而促进被投资创业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基于风险资本控制权实施的融资工具选择研究

风险投资中存在风险投资家现金索取权和对项目的控制权分别规定并普遍使用可转换优先股的特殊现象.在不完全合同的框架下,对比了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以及可转换优先股融资下,风险投资家对项目控制权实施的效率.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债权融资下风险投资家事后会过度控制项目;股权融资下风险投资家对项目控制不足;而可转换优先股则使得风险投资家事后实施社会有效的控制强度.这表明在风险投资中,可转换优先股分配的现金索取权是风险投资家事前取得控制权的有效实施机制.     

基于金融契约的控制权配置对公司内部治理影响的研究

以中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问题为导向,从金融契约视角,探讨了通过控制权的动态配置来激励企业家时相关因素对财务结构的影响.引入了受控制权影响的干预成本、风险等变量,分析了债务比率与股东控制权、流动性风险、道德风险和投资者风险偏好以及边际干预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求得较为理想的财务结构.研究得出当企业面临的流动性冲击、道德风险和投资者的风险规避系数增加时,企业的债务比率应该减少.由于干预成本对股东的边际效应影响了股东控制权的大小,从而改变了不同项目风险下控制权的分配,因此认为适度的债务水平是实现对企业家刚性约束的必要条件.     

约束“内部人”行为，防止“内部人控制”失控

“内部人控制”失控,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容易出现的缺陷。当公司的所有者由于股权过于分散或其它原因,失去了对公司的剩余控制权,公司被“内部人”所控制,内部人往往会为牟取私利作出损害所有者利益的决策。在我国的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内部人控制”的失控。如何解决国有企业内部人（经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掌握的控制权损害国家利益,已成为深化国企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投资与利益攫取研究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收益的自利动机和市场风险分析,本文以2001-2005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了非流通股交易的公司作为考察对象,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攫取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不仅通过资本投资形成了控制权收益,而且资本投资规模越高,增加等量资本投资所攫取的控制权收益越低;尽管通过股权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隐秘性较高、成本较低,但由于增加了控制链的代理层级,控制性股东的收益占有程度也较低;大股东的自利性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资者的共享利益,而且形成了从增加资本投资、形成更高控制权收益到损害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根据经验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