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模式及实践情境 ——基于国内外典型案例的分析

探索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有效模式,对推动我国跨行政区生态环境的良好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下的行动情境核心分析要素和目标管理理论,为分析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过程提供了新视角.通过应用由制度规则、责任主体、协同执行、结果评估、绩效反馈五个要素构成的分析框架,对国内外典型生态治理案例开展分析,可以归纳国内外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基本模式.研究发现,每一个具体的绩效问责模式都有其特定的问责情境、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因此,在特定问责情境中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具有多元化的路径模式与结果形态,对绩效问责模式的选择不能脱离其特定的情境和场域.     

这些“上稿”动物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征求意见稿)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所列种为家养畜禽并包括其杂交后代。畜禽是指经过人类长期驯化和选育而成的家养动物,具有一定群体规模和用于农业生产的品种,种群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繁衍,与野生种群有本质区别,为人类提供肉、蛋、奶、毛皮、纤维、药材等产品,或满足役用、运动等需要。其中哺乳纲的为家畜,鸟纲的为家禽。     

紧盯『关键少数』

策划导言2021年岁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联合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推出2021年度十大反腐热词,回顾年度正风肃纪反腐热点,"对‘一把手’监督"位列其中。对"一把手"监督是党内监督中的重点、难点,也是必须抓好的"牛鼻子"。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13个方面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党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持严的主基调,突出抓住‘关键少数’,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     

高校纪检监察部门落实“三转”提高监督执纪问责能力研究

面对高校新的形势和任务,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机制及组织队伍建设存在一些不适应、不协调的地方,需要我们在具体工作中不断创新完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大部署,明确提出推进纪检监察部门"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强化各级纪委监督、执纪、问责能力。本文通过对当前高校纪检监察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提出了推进"三转"工作的具体对策建议。     

从绩效问责到宏观调控工具--2003-2014年国外政府绩效评估综述

尽管绩效评估在我国各级政府中逐渐成为日常性管理制度，但无论实践界还是理论界都还在利用西方20多年前的旧知识来解决新问题。通过客观德尔菲法对 Web-of-Science 数据库中2003-2014年间的317篇政府绩效评估文献进行“硬聚类”，发现国外近十年政府绩效评估的新规律在于：努力对政府的具体部门进行“体检”式绩效评估，诊断每项具体工作的实际绩效状况；利用“体检结果”促进政府问责进程；对政府绩效“病症”寻找“致病”诱因，试图将高绩效政府当作带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政策杠杆”来推动国家走出发展低迷；在大数据时代中将信息当作提升政府绩效的“非物质文化”因素，同时认为信息本身就意味着绩效。     

落实两个责任 全面从严治党

落实“两个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证和时代要求.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必须县委带头树标杆,纪委亮剑严问责,上下齐抓聚合力,种好反腐倡廉“责任田”,做好党要管党分内事,助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 县委要作表率、树标杆,形成以上率下、上行下效的生动局面.在县级层面,县委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如果县委的领导、表率作用发挥得不够,就会导致推动落实的导向发生偏离,出现抓而不实、抓而不紧、责任下滑、有任无责等问题.要立足于形成以上率下、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从“四抓”上着力.     

政治问责、问责政治与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变革——读《民主问责、政治秩序与变革》

以当今代议民主制国家日益见长的问责诉求,尤其是在政治秩序尚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欧盟为研究背景,奥尔森重新审视主流的问责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并提出基于组织理论的制度视角探究民主问责、政治秩序和制度变革间的理论关系,这显要推进了问责理论的发展。奥尔森认为,在政治秩序稳定的国家,民主问责通常是非政治性的、技术性的、例行的政治问责,而在政治秩序尚不稳定的国家或政治秩序稳定的国家的例外和活跃时期,民主问责则易演变为操纵、形象经营、争权夺利的问责政治,这些反过来又会稳固或是动摇政治秩序的认知根本、规范根本和威权根本,从而引起制度的稳定或变革。此外,奥尔森在书中对制度、政治秩序、政治生活的不明确性和不确定性、政治言行分离、公民参与问责、人民主权等民主问责实情问题的探讨,不乏启迪意义。     

权力制衡——完善政府内部纵向自我监督体系建设探析

近年来中国政府内部监督成果不容乐观,对官员监督多从外部监督入手,专家及银行监管作为社会监督的一部分对政府内部监督亦有其参与其中的必要性.本文指出,权力制衡一直是政治学界研究限制官员权力的重要理论,以往研究中,多关注同级官员的权力分化与制衡,忽视上级、同级、下级三个层级间的联系对官员监督的重要意义.下级对上级的匿名评定打破官本位思想禁锢的同时,也为中国官员的考绩与黜迁提供重要参考.     

构建科学有效的干部问责机制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不久前,有媒体做了统计: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中,被免的85名官员中已有29人起复。按照规定,因问责而免职的党政领导,复出至少相隔一年。但现实中一些官员的快速复出,不仅容易使公众产生"暗箱操作"的感觉,更令人质疑干部问责制度的有效     

人大对政府重大决策的监控模式创新研究

人大应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形势的要求,健全对政府重大决策的督查与问责机制。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对政府行使监督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之一。按其对政府监督的实践状况,人大对政府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人事监督三个方面。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以来,不断在实践中发展,对政府的监督制度不断完善,对政府的监督工作日益加强,监督权的行使收到了明显成效。然而,人大的监督工作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