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必然带来舆论极化吗:莫尔国的故事

许多研究者担忧,以派别化信息接触为特征,社交媒体难免会带来舆论极化,派别对立,乃至社会分裂。使用行动者模型模拟人工社会莫尔国,本研究观察了社交媒体与政治舆论演化的关系。结果显示:(1)社交媒体与舆论极化没有必然联系;(2)社会稳定程度、对主流媒体的干预策略,主流媒体派别观点的极端程度以及信誉,都可能影响舆论演化的结果;(3)只有在社会失稳和主流媒体信誉流失条件下,社交媒体对极化有明显推助作用。本文还讨论了莫尔社会舆论分布模式的涌现机制,模拟研究的启示与局限。     

社会化媒体舆情生成与传播机制探析

社会化媒体时代,媒介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着我国信息传播环境和舆论生态格局,变革着舆情生成与传播机制.文章系统分析了社会化媒体舆情传播机制,指出共情心理已经成为社会化媒体舆情热点的触发模式之一.社会化媒体基于特定的网络空间关系,存在不同的舆论自净化现象,存在基于网络表达情绪化和非理性的群体极化情形,以及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新型议程设置功能.文章认为,社会化媒体具有独特的舆情生成和传播机制,给网络舆情的研判和社会舆情的治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探索全媒体背景下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引导——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为例

当今社交媒体技术不断更新和升级,传统的舆论模式和媒体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发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引发的舆论很容易对社会治理产生巨大影响,传统的新闻舆论工作在新时期面临新的挑战。基于整个媒体时代的新形势,结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媒体实践,梳理和总结突发公共事件主流媒体引导舆论的经验和启示,将有助于加快媒体融合发展,积极服务社会治理。     

2020年中国社交媒体用户使用行为研究报告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网络空间开启了社交关系主导信息流与影响流的移动互联新纪元.在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新赛段,伴随着不断迭代的社交网络应用与媒体融合的复杂生态,社交网络用户的触媒行为分化日益加深,各类信息渠道聚力于传播公信力博弈,呈现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传统互联网与社交网络的白热化竞争. 本研究调用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化媒体中国家认同的舆论构建研究"数据库于2020年6月获得的2566份问卷调研截面数据,聚焦我国社会化媒体用户的触媒偏好与渠道公信力问题,以明确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社交网络空间的信息流动特征及影响.     

浅析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舆论形成的心理机制

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成为舆论的重要集散地,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是影响社会事件的事态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文章从舆论的形成期、爆发期和消退期三个阶段入手,探讨网络舆论形成的心理机制.通过分析舆论主体的认知、情感和动机因素,揭示出舆论主体的宣泄性、从众性和极化性,从而为更好地引导网络舆论、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重大突发事件中新型主流媒体的实践与思考 ——以河南水灾报道为例

随着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网络空间日见清朗,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社交媒体的协同合作日见成效,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呈现更大的可为空间.特别在重大突发事件信息传播中,多元声音融合互动增强,网上网下多元主体的善治力量正在成为危机危急时刻城市管理者可以依赖的重要社会资源.在近期重大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的主力军作用与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等相互呼应,争取到了全社会最广大的理解和支持,并且营造了建设性的舆论氛围,为救灾防灾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浅析“后真相”时代下的网络舆论失焦

在众声喧哗的"后真相"时代,事实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网络舆论失焦现象频频发生。本文结合现实案例,从大众媒体、受众、自媒体平台以及政府等多方面分析后真相时代舆论失焦产生的原因。社交媒体的情绪动员、互联网时代的受众狂欢、官方认证的姗姗来迟以及平台方的低调助攻都为舆论失焦提供滋生的土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治理的对策。     

浅谈社交媒体对热点新闻的舆论影响

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源无处不在,随着社交媒体覆盖率的增长,以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为代表的"两微一端"成为中国社交媒体领域的三大巨头.当事件发生后,网民多利用社交媒体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瞬间引爆舆论场,形成复杂多变的舆论环境.因此,研究社交媒体对热点新闻的舆论影响及其相应对策是很有必要的.     

社交媒体传播中的伦理问题与治理路径

社交媒体为个体的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提供便利的同时,其产生的新型伦理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网络治理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分析社交媒体信息传播中几类典型伦理问题的基础上,从技术异化、社会心态等层面探讨了个体在社交媒体传播中出现伦理问题的机理.治理社交媒体伦理问题需要根植于中国传统伦理并创造性地转换和发展,并摆脱单一运动式治理逻辑,以底线伦理共识为基础培育绿色伦理,促进社交媒体健康发展.     

微博的评论转发功能对群体极化现象的影响——以王宝强离婚事件为例

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特别是微博这种自媒体的发展,其及时性、共享性、互动性为互联网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微博在给社会文化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成为网络极化现象的"温床"。本文从微博传播机制出发,探讨微博舆论极化现象与微博评论转发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选取2016年热议的王宝强离婚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微博用户评论转发行为对群体极化现象的影响。     

基于层次观点树的社交媒体多维度观点挖掘研究

挖掘社交媒体舆论中隐含的观点有助于人们快速有效地了解社交媒体舆论,避免主观和随意地发表评论,传播错误信息进而引发恶性事件。目前,社交媒体观点挖掘主要从观点主题、倾向性或某方面内容等单个维度分析舆论,人们难以全面认识舆论并掌握这些观点内容之间的逻辑关联等多维度信息,且各子任务的相关性能还有待提高。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且综合地分析不同维度的舆论信息,促进人们对社交媒体舆论的深入认知,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社交媒体短文本,体现各维度观点内容之间逻辑关系的层次观点树构建方法,并选取推特（Twitter）中有关羟基氯喹治疗COVID-19疾病的话题内容,进行层次观点树构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层次观点树构建方法能够提供多维度、易理解的社交媒体观点信息。     

竞技、对抗与化解：社交媒体风险事件沟通机制研究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社交媒体作为公众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传播风险信息和影响公众对风险事件感知的重要渠道,成为我国高速转型期社会风险聚集的关键空间,尤其是社交机器人等技术广泛应用到新闻信息生产和扩散环节后,社交网络舆论空间越发复杂。通过以“风险竞技场”为理论框架,结合社交媒体“人机共存”的生态特征,探讨风险传播过程中普通大众、官方媒体、自媒体、相关机构、政府部门在风险话语争夺和风险情景建构中如何进行社会资源动员影响决策结果。基于“人机”多元传播主体、“块茎式”叙事形态、“洞穴式”情绪共振、封闭反馈机制四个环节提出社交媒体风险沟通的负面机理。政府部门应该从争取公众信任、构建多维沟通渠道、多元协同共商、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维度出发完善社交媒体中的风险沟通机制,降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共创融洽稳定的风险沟通场域。     

新传媒格局下网络舆情事件传播模式及治理思路——以翟天临事件为例

本文以翟天临事件为例,分析新传媒格局下网络舆情事件传播模式对舆情治理带来的新挑战。研究发现,新传媒格局下,网络舆情事件传播遵循以下基本模式:议题性质需带有"符号性"或"触发性";社交媒体和自媒体逐渐成为舆情源头,主流媒体成为扩大事件影响的主要推手;议题的发掘和真相追寻是维系舆论热度和恒度的保证;公众通过舆论施压和抗争性行为倒逼涉事方回应民意,舆情由此逐渐消退。本文认为:网络舆情事件治理,应立足于解决社会深层问题,政府或涉事机构应由浅入深地持续发布信息,政府应充分发挥网民智慧,开展合作治理。     

浅谈新媒体环境下的公私领域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个人电脑的普及,网络媒体在社会中逐渐演变为一种强势媒体,空间以及网络空间的特性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传媒、空间与社会三者关系的探讨以及国内一些学者对网络空间的虚拟性、扁平化、网络舆论空间特点的论述,多集中于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命题的网络建构方面。本文借鉴相关理论研究网络空间公私领域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网络空间公私领域现状给社会带来的现实影响及公众应有的认知和态度。     

网络空间治理"三维一体多元共治"新范式

网络时代已经进入以社交媒体等应用为主的一种新的互联网发展阶段,具有开放性的社会结构、共享性的服务方式、互动式的网络管理、协作化的共创模式等特征.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新变革,人际交往的新变化,对社会组织建构、社会治理带来了新冲击与新问题.网络空间治理需要从政府、企业和各种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公民和公民各种形式的自组织,坚持"依法治网,严格遵守《网络安全法》,形成网络空间治理"三维一体多元共治"新范式.     

针对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探讨期刊编辑的责任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中,参与的群体规模庞大,显效时间短,涉及人类生活层面广泛,它不仅危害网络空间,也联动社会左右现实生活,甚至有可能发展为有组织的实体威胁社会稳定局面。因此,大众媒体要注重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社会效益。作为期刊编辑,不能盲目的跟风、炒作,而要行使好作为把关人的责任。在网络一面倒发生群体极化现象时,要力挽狂澜,有意识的发挥媒体的引导作用,疏导偏激的言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疫情议题多元话语主体多层次议程设置效果研究

本文聚焦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健康信息传播,研究通过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检验了党媒、市场化媒体、社交媒体意见领袖与公众等多元话语主体间的多层次议程互动情况。研究发现,在第二层属性议程设置方面,公众的属性议程相对独立,党媒和市场化媒体主要影响到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层面;在第三层网络议程设置方面,党媒对社交媒体舆论场影响显著,公众和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的网络议程均与党媒相关。基于上述发现,研究还为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如何优化媒体信息传播效果提出建议。     

传播中的惯性:基于微博“二舅”短视频公众情绪扩散的考察

社交媒体时代,个体拥入舆论场,情感逻辑超越理性逻辑。在微博平台“二舅”短视频的传播中,公众情绪的扩散呈现出类似个体情绪发展的惯性表现,具体表现为群体感染、情景触发、时间抑制等规律性特征。本文从情绪传播的惯性角度入手,顺应情绪惯性规律,提出多元联合、情景设置、情绪连结三方面的情绪疏导建议,以期把握情绪传播特点,为社会舆情传播的治理提供借鉴。     

AI“谣言粉碎机”对网络谣言传播及治理的影响探析

大数据时代,拼凑裁剪的片面事实、虚假新闻让网络空间治理的难度加大。2019年4月1日,阿里巴巴发布AI"谣言粉碎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有效遏制社交媒体和网络新闻中谣言的传播,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从网络谣言传播现状出发,结合AI"谣言粉碎机"的原理和效能,探究其对网络谣言传播路径的影响,分析痛点并提出对策,助力网络社会的良性发展。     

社交媒体意见群体的特征、变化和影响力研究

本研究聚焦2016年活跃于社交媒体的各种意见群体,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比较分析等实证方法,从群体结构、公共参与、互动关系等方面考察各意见群体传播影响力的特征、变化及影响。研究发现,公知型意见领袖、知识型意见领袖及娱乐型网红是当前三大活跃的意见群体。微博舆论场中,原有的公知型意见领袖群落分散,公共讨论弱化;而营销类、娱乐类用户成为微博意见领袖群体的主流。同时,兴起于问答社区的知识型意见领袖在知识传播、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日渐显现。以商业逻辑为内驱力、以娱乐为基调的各类自媒体"网红"快速涌现和更替。意见群体的影响力在变动中重新整合,体现出双重趋势:一方面,微博传统的意见领袖正在向其他媒体分流或转移;另一方面,资本力量通过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影响意见群体的生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