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向时代肝细胞癌的介入治疗

原发性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对于不适于肝移植或手术切除的肝内病灶,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arterial embolization,TACE)是最主要的治疗方法。随机试验已证实该疗法能为HCC患者带来临床获益。荟萃分析显示,与保守治疗相比,TACE可改善HCC患者的临床结局。然而,TACE治疗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的上升会增大疾病进展的几率。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sorafenib)的引入改变了HCC治疗的现状,其可以阻断多种细胞表面及细胞内与增殖和血管生成相关的受体。已有2项国际研究(SHARP和Asia-Pacific)证实,索拉非尼可有效延长晚期HCC患者的疾病进展时间和生存时间。TACE联合索拉非尼通过阻断TACE术后血管生成信号的激活,有望改善治疗结局。已有许多临床研究探索二者联合在HCC治疗中的应用。初步资料显示,联合疗法安全可行。尽管如此,目前尚不推荐在临床研究的环境之外采取联合治疗。随着临床研究的深入,相关资料将进一步指导临床。     

胃癌的抗血管生成治疗研究进展

肿瘤血管生成在癌细胞增殖和转移中起重要作用,在众多相关的临床试验中,雷莫芦单抗(Ramucirumab)不仅可以单独使用,还可以联合紫杉醇作为二线化疗药物来延长总体生存期。此外,阿帕替尼(Apatinib)作为三线或后续的治疗方案可延长晚期胃癌患者的生存期。诸多研究将阿帕替尼与细胞毒剂联合用于全身系统性化学治疗或维持治疗,为胃癌的早期治疗提供更多选择。抗血管生成疗法不仅要结合化学疗法,还要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进行进一步研究,为改善胃癌患者的生存率提供希望。本文旨在总结抗血管生成治疗胃癌的最新进展,并讨论经临床试验检测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在治疗该疾病中的实用性。     

肝细胞癌的缺氧状态

肝细胞癌（HCC）以高血供为特征，表明血管生成在HCC的生长和进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几种抗血管生成疗法正在HCC患者的临床试验中被采用。然而，抗血管生成单一治疗的效果仍是不足的。抑制血管生成可导致肿瘤缺氧和细胞死亡，这种抑制可能还活化了缺氧诱导的细胞信号，这种信号可能刺激HCC的进展。     

原发性肝细胞癌抗血管生成治疗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血流灌注参数变化

背景血管靶向药物是临床治疗肝脏肿瘤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之一,尤其对于不能行手术切除的晚期原发性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患者,其疗效确切.超声造影是一种无创性血流灌注显示方法,能实时动态反映肿瘤组织的微循环血流灌注,可为临床评估HCC抗血管生成疗效提供血流动力学参考信息.目的探讨超声造影在评估HCC抗血管生成疗效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经肝穿刺活检病理证实的72例HCC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72个病灶),随机分为A组(36例)和B组(36例). A组接受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治疗,B组接受TACE联合沙利度胺治疗.所有患者分别于治疗前、治疗12 wk后行超声造影检查,测量病灶血流灌注参数: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峰值强度(peak intensity,PI),同期测定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水平作比较分析.结果B组治疗后AUC、PI以及血清VEGF水平分别低于各组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B组治疗后AUC、PI以及血清VEGF水平明显低于A组治疗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超声造影能定量分析HCC抗血管生成治疗后血流灌注参数变化,有效评估HCC抗血管生成疗效,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小分子靶向药物治疗肝细胞癌的研究进展

小分子靶向药物索拉菲尼通过抗肿瘤细胞增殖、抗血管生成和(或)促凋亡作用,破坏肿瘤微血管、抑制肿瘤生长.Ⅱ、Ⅲ期临床研究均证实,索拉菲尼用于不能外科手术或局部区域性治疗,以及上述治疗后病情进展的肝细胞癌(HCC)患者,能显著延长患者的中位总存活期,获得更高的疾病控制率;已被多个国家批准作为首个治疗HCC的分子靶向药物用于...     

肝细胞癌的靶向治疗

近年来,随着肝细胞癌(HCC)分子机制研究深入,靶向治疗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在延缓和改善患者疾病进展和预后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HCC的发病机制错综复杂,单一的分子靶向治疗总体临床收益并不理想。因此,近年来靶向联合其他治疗方式的新方案不断出新,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就HCC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研究现状及临床联合应用治疗进展予以简要总结。     

分子靶向药物与免疫抑制剂联合治疗及其他联合治疗在肝细胞癌中的应用

肝细胞癌(HCC)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隐匿,发展迅速,高复发的特点导致HCC患者长期生存面临巨大挑战。分子靶向药物与免疫抑制剂在HCC治疗中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量临床试验发现,联合治疗取得了不错的疗效。主要介绍了分子靶向药物与免疫抑制剂联合治疗及其他联合治疗在HCC中的应用,指出当前HCC治疗的最新研究热点在于系统治疗或局部治疗相关的联合治疗。     

PD-1/PD-L1在肝细胞癌免疫治疗中的应用现状及进展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高,预后差,疾病进展迅速且隐匿性强,多数患者初诊时已为中晚期,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在免疫疗法兴起之前,放化疗、分子靶向药物为主要治疗方法。研究报道免疫检查点PD-1/PD-L1抑制剂或与其他方案联用,不仅能够促进机体正常免疫功能的恢复,还具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本文总结了PD-1/PD-L1单药及联合抗血管生成剂、CTLA-4、分子靶向药物等其他新型方案在HCC治疗中可能的作用机制及研究现状,为HCC患者的临床免疫治疗提供参考。     

舒尼替尼治疗肝细胞癌的临床研究现状

舒尼替尼是一种口服小分子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具有抗血管生成和抗肿瘤活性。然而Ⅱ期临床试验显示其治疗肝细胞癌(HCC)有较高的药物相关死亡事件发生率,且客观应答率较低。近年一项Ⅲ期临床试验提示,舒尼替尼治疗进展期HCC的中位总体生存期显著短于多激酶抑制剂索拉非尼,因此舒尼替尼单药不被推荐用于治疗进展期HCC。一项正在进行的Ⅲ期临床试验拟比较舒尼替尼联合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与单用TACE治疗HCC的疗效,其结果将证实舒尼替尼是否可作为TACE治疗HCC的辅助手段。     

槐耳制剂辅助治疗肝细胞癌的作用机制及其临床应用进展

肝细胞癌(HCC)是我国第二大疾病相关死亡原因,严重威胁着居民健康。近年研究证明中医药在HCC综合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槐耳制剂现已被推荐用于HCC的治疗,其作用机制包括抑制血管生成、抑制HCC细胞增殖、抑制侵袭与转移、诱导细胞凋亡、调节免疫功能等。本文总结了槐耳抗HCC机理研究和槐耳颗粒在临床中的应用进展,以期为后续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在肝细胞癌中的作用及机制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原发性肝癌最常见的病理类型，病死率高，发病机制复杂，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案。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CAFs)是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中具有不同细胞来源、表型的活化成纤维细胞，与肿瘤细胞串扰，影响肿瘤的生长和侵袭。CAFs通过分泌多种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促进细胞外基质重塑、促进HCC的血管生成和血管生成拟态(vasculogenic mimicry, VM)、抑制HCC微环境中的肿瘤免疫、代谢重编程等生物学活动，进而参与HCC细胞的增殖、凋亡、迁移、侵袭、血管生成、免疫逃逸等，促使HCC的发生发展。探索CAFs与HCC发生发展机制，预测HCC患者的生存率，CAFs将有可能作为HCC治疗的潜在靶点，对于研究新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近年来关于CAFs的起源、异质性，及其在HCC中发生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展望CAFs将可能作为HCC潜在治疗靶点等作一综述。     

肺癌的分子靶向治疗进展现状

近年来,分子靶向治疗在肺癌治疗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与传统疗法相比,其优越性表现在:特异性强、亲和性高,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不杀死或极少杀伤正常细胞,不良反应轻,耐受性好.现阶段临床上研究较多的有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药物吉非替尼、厄罗替尼、西妥昔单抗、曲妥珠单抗等,以及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贝伐单抗等.这些药物的临床实践证明其能给患者带来生存效益.随着研究的进展,新型药物日益增多.靶向治疗联合放化疗和靶向药物之间的联合等新型疗法亦不断涌现.总之,肺癌分子靶向治疗药物应用前景广阔,在传统疗法的疗效达到平台时,为肺癌的治疗开辟了新的方向.     

肿瘤血管生成及其抗血管生成治疗的研究进展

肿瘤的生长和转移依赖于新生血管形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其受体是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促肿瘤血管生长因子，在肿瘤血管生成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鉴于肿瘤血管生成在肿瘤生长、浸润和转移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开始了抗血管生成治疗肿瘤的新方法——抗血管生成疗法。本文着重综述了肿瘤血管生成及其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的研究进展。     

索拉菲尼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研究进展

原发性肝细胞癌（ HCC ）为高度恶性肿瘤,在世界范围内肿瘤相关死亡疾病中排名第3位［1］。 HCC常隐匿起病,很难早期诊断。随着影像学诊断技术的发展,早期HCC的诊断率显著提高,但仍有不少患者在初诊时已进展为疾病晚期,如发生肝内转移、血管侵犯或远处转移,系统性治疗为这些患者的主要治疗方式,但系统化疗是否能够延长晚期HCC患者的总生存期,尚存在争议［2,3］。索拉菲尼是一种口服多激酶抑制剂,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抗血管生成的双重作用,达到抗肿瘤的目的,是目前惟一获得认可的用于肝癌系统性治疗的靶向药物［4,5］。肝动脉化疗栓塞（ TACE ）可延长中期肝癌患者的生存期,已得到多项实验研究的证实［6,7］。本文对TA-CE联合索拉菲尼治疗中晚期HCC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艾迪联合沙利度胺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癌疗效观察

肝细胞癌（ HCC）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早期缺乏特异性症状,大多数发现时已属晚期,放疗、化疗、射频治疗、介入治疗、分子靶向药物等治疗只适合部分患者,且费用昂贵。对于那些无法耐受上述治疗的患者,我们采取艾迪注射液联合沙利度胺的治疗方法。艾迪注射液主要功效为清热解毒,消瘀散结,研究表明其具有良好的免疫调节及抗癌作用。沙利度胺具有抗血管生成、免疫调节、诱导凋亡等作用。近年来被用于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尤其对原发性肝癌有较好治疗效果。我科于2009年12月至2013年1月采用艾迪联合沙利度胺治疗33例HCC,并与常规治疗33例作对照观察,收到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血管生成与恶性血液病

血管生成与恶性血液病的关系近年备受关注。本文就血管生成的定义，恶性血液病骨髓血管生成程度，血管生成与恶性血液病的发生发展、疾病活动性、生存期及临床疗效间的关系，具抗血管生成作用的药物沙利度胺治疗恶性血液病的临床疗效作一综述，提出抗血管生成疗法有望成为恶性血液病的一种新型治疗策略。     

肿瘤微环境对肝细胞癌血管生成的影响

肝癌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而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肝癌这种异质性恶性疾病中最常见的组织学分型.肿瘤微环境(tumormicroenvironment, TME)是一个由肿瘤细胞及肿瘤相关基质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 HCC可以通过多种血管生成模式形成肿瘤相关血管,已有研究表明TME各组分通过多种方式介导HCC的血管生成,使其临床抗血管生成治疗面临严峻挑战.本文就HCC的血管生成模式、TME对HCC血管形成调控的研究进展予以综述,供肝癌基础与临床研究参考.     

肝细胞癌切除术后复发的原因与防治策略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HCC切除术后3年复发率约为50%,5年复发率超过70%,居高不下的高复发率严重影响HCC患者手术疗效和长期生存,是导致HCC患者术后死亡的首要原因. HCC术后复发是一个多步骤、多环节、多因素和多分子参与的复杂过程,涉及机体、微环境和肿瘤组织三个方面因素,包括机体免疫力、局部p H值、间质压力、血管渗透压、炎性反应、肿瘤细胞黏附、细胞外基质降解、细胞迁移、细胞增殖和肿瘤血管形成等,与多个基因表达异常和相关分子功能改变密切相关,但HCC术后复发的分子机制仍未完全阐明,需要更深入的研究.HCC术后复发如何治疗直接影响HCC患者预后,涉及再次手术、肝移植、局部微创治疗、放疗、分子靶向药物、免疫和中医药治疗,单一治疗方法难以达到治愈或控制肿瘤进展,需要两种或两种以上治疗方法有机地联合,达到协同增效的治疗效果.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分析其个体特性,结合临床医生的临床经验和最佳证据,采取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是提高疗效的关键.对于存在高危复发因素的HCC患者,术后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法预防HCC复发,是降低HCC术后复发率,延长患者生存期的重要措施,才能使术后HCC患者最大程度获益.     

探讨药物联合饮食运动治疗糖尿病的临床价值

目的旨在通过研究药物联合饮食控制、运动疗法治疗糖尿病患者的实际临床效果,来探讨并总结这种方法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100例糖尿病患者为总体样本,并将其随机平均分配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各50例。实验组的50名糖尿病患者采取药物联合饮食控制及运动疗法治疗,对照组采取常规药物治疗。在采取上述实验操作方法得到的研究。结果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糖尿病患者采取不同治疗方法后,可以看出接受药物联合饮食运动疗法的实验组患者在研究中的各项观察指标都要优于对照组,最终实验组患者的血糖控制总有效率为9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血糖控制总有效率80%。结论糖尿病患者在采取药物治疗并联合饮食控制和运动疗法后,患者的血糖水平有明显的改善。这种治疗方法可进一步大范围地在临床研究上进行推广,其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1]。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通路在胆管细胞癌发生发展及治疗中的作用

胆管细胞癌(CCA)是源于胆道上皮的恶性肿瘤,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预后不良。研究表明,CCA的发生发展离不开血管生成,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及其受体VEGFR为代表的多种促血管生成因子,均可调节CCA血管生成,参与CCA发生发展并影响其预后。因此,以VEGF/VEGFR为靶点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包括单克隆抗体、小分子抑制剂等,逐渐成为CCA治疗的研究热点。针对VEGF/VEGFR通路在CCA临床特征及预后中的作用、CCA抗血管生成治疗进展及耐药相关研究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