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新式法学教育对中国近代法学的影响

清末是中国法学教育的近代化时期,是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步步突破传统模式,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教育的思想、方法来培育法律人才的特定的历史阶段。虽然这种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幼稚和急功近利一定程度地使得仓促敷应的近代法学因缺乏适当的学术积淀而不免“质低量微”,但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直接催生了近代法学,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新式法律人才,并不断推动着近代法学研究向深度与广度拓展,逐步促进了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论中国现代法学学术之开端 ——以研究机关和研究学人为衡量标准

现代法学在中国的诞生，是建立在清末民初四五十年的法科教育基础上的。但是，法律教育并不等于法学研究，清末一系列的学堂和民初的法政专门学校，都是以实务为倾向，着力于培养政治人才和司法官吏，无法也不可能担负起寄养现代法学学术的重任。处身20 世纪的世界学术格局中，中国现代法学的诞生须立于两个基础之上，一是要有现代的大学或者学术研究机关，一是要有中国的受过西方法学学术训练的学者以法学为业研治学术。1917 年的北大改革，为法学的诞生提供了一个研究的环境；20 世纪20 年代一批留学生的回国任教，为法学的诞生提供了智识基础。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现代法学在中国才落地生根。     

比较法在近代中国

比较法是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在中国传播。汉字的比较法(比较法学)一词是20世纪初年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一批著名的学者和论著对中国的比较法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受到国内立法政策和研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近代中国的比较法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的特征。     

论严复自由主义的法律思想

<正> 严复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他把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自由、平等观念引入中国法律思想领域,并运用西方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法学观点,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及其腐朽的法律制度,论证中国变法图强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建立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对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作用。这对于中国近代法律思想领域中反封建的民主思潮的发展,对于推动我国从封建主义法学转变到资产阶级法学的新阶段,促进法学的中西融通,都起了重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严复开创性的工作与沈家本为促使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修律实践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国近代法律史上的一幅绚丽图画。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与中国近代法学

本文结合中国近代法律变革的宏观背景 ,通过对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起步、成长过程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内涵、基本特征以及在促进中国近代法学诞生与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 ,阐述了法律教育对于中国法律人才的养成、法学著作 (包括译著 )的出版 ,法学刊物的面世 ,近代各个法学学科的诞生的重要意义 ,并对改革中国现代法律教育提出了建议。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法学

本文从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的创办学校、学术团体、报刊杂志 ,翻译西方法律著作、撰写法律论著等一系列活动以及其成果入手 ,阐述了西方传教士在西方法学传入 ,中国近代法学观、法律制度和原则以及概念术语等的诞生 ,中国近代法学人才的养成等各个方面所起的奠基作用 ,并对传教士的这种作用的特点与历史贡献作了阐述。     

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学 ,萌芽于 19世纪下半叶 ,诞生于 2 0世纪初叶的清末修律 ,成长于 2 0世纪30年代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完成。回顾总结这一段历程① ,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历史起源 ,也可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民事诉讼法律传统的理解 ,从而更加自觉地投身于新时期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创建活动     

西方政法知识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中心

19世纪前期是西法东渐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在国人睁眼看世界之前,那些首先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字的新教传教士通过编印中文书刊等途径,最早向中国传入了关于西方政制法律等方面的大量信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即为反映这个历史真实状况的一个重要载体.近代中国输入西方法学的进路亦以此为嚆矢.     

书《旧抄内定律例稿本》后

<正> 在《沈家本未刻书集篆》中,《旧抄内定律例稿本》比其它十九种都特殊一些。故在本书出版之际,写上几句话。 1994年初冬,笔者由北京大学派遣,作为交换学者,前赴东瀛,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研究活动。我的对应学校是位于东京都内的法政大学,研究课题是《近代中国法律的变革与日本影响》。从唐朝开始吧,一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抗战爆发,中日两国法律的互动关系,一直是近代以来两国法学研究者所关心的课题,也是两国近代法学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国内,我侧重研究近代中国法律,特别是晚清和民初中国法律由传统进入近代这一历史过程。晚清法律改革的主持人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者沈家本先生。因此,研究这一历史过程、研究近代日本法     

法学与法学史

本文主要讨论了中国法学研究现状、中国古代是否有法学、中国古代法学与现代法学的差别、中国古代法学与律学的异同点、中国古代法学到近代为何消亡以及如何对待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学等6个方面的内容。     

中国租界的法学教育与中国法制现代化——以上海租界的东吴、震旦大学法学教育为例

中国租界的法学教育是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法学教育相比较,其比较重视比较法和外国法的教学、外籍教师的人数比较多、外语教学比较扎实、毕业生到国外深造的机会比较多等等.中国租界的法学教育在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具体表现为:推进了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的现代化、中国立法的现代化、中国司法的现代化、现代法学国内外交流和世界反法西斯、国际法事业等.在中国租界的法学教育中,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中包括:西方教会的背景、租界的法制环境、20世纪30年代法学教育的变化和今天可以借鉴的问题等等.可以说,中国目前已不缺少法律人才,缺少的是卓越法律人才.在人才的培养中,可以从中国租界的法学教育中得到一些启示,最终是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国家提供急需的卓越法律人才.     

法官受制定法约束的理论谱系及其评价--基于德国法学方法论视角的考察

自19世纪以来,法官受制定法的约束问题成为法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概念法学的理论追求是将法官视为"涵摄机器";自由法学理论则强调法官具有造法的权力,将法官视为"法官王";纯粹法学理论提出了"可能框架"模式,法律规范只是为法官的裁判提供一个可能的框架范围。评价法学理论将"法官受制定法的约束"转变为"法官受价值约束"的"价值导向"模式;在20世纪末,法律论证理论提出了一种"理性商谈"模式,尝试解决这一     

认真对待法学通说

作为法学研究中最为紧缺之物,法学通说旨在描述并合法化一种被学界普遍认同且能够反复指导法律实践的法学理论。其中,有无达成学术共识与是否具有重复可验证性就是判断法学通说的基本标准,学术共识是法学通说的"助产士",重复可验证性是法学通说的"检察官"。经由这种实体性判断才能形成真正的法学通说。也因此,认真对待法学通说,就不能再让法学通说成为通行教科书之观点的"代名词",而是应给法学通说颁发特别"通行证"。     

法学之殇

学非易事,磨砺以求,未必有所成,现如今法学论文人人会写,学术研究似为易事,这类现象的背后是学术出现严重失范、脱序现象。真学术必然要有创新,法学研究必须强调学术原创性,窃人立意,掠人之美,与剽窃词句如出一辙;创制一套新词,制造语言的魔障,也不足取。学者不能不没有一点“专利权”意识,某种学术观点既然有人提出,再当作自己的创见,便属“学术不端”。法学论著最重要的是思想,其价值应当表现在有原创性观点,做不到这一点之所谓“学术”不过是“表态式学术”。缺乏健全的学术批评是当今法学研究保持低劣化和“学术成果”泛滥成灾的一大原因。高质量的法学研究成果需要精工细雕,为减少垃圾学术,学者应有不写或者少写的勇气。     

论点辑要

从主体上看，当下中国法学是学者主导型的。由于近代中国法学起源于学习、介绍、吸收西方法律制度与法治思想，也由于法学理论的生产者（主要是学者）无法直面中国社会，体察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因此，无论是问题意识，     

法律职业教育的规范化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是和平发展的世纪，是中国发展的世纪。中国法学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法学教育必须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法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需要重新设定。如果说以往的中国法学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的话。那么，２１世纪的法学教育就应当是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教育。知识教育是整个法学能力教育、素质教育的基础。传统法学教学知识面过窄，信息量不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对法学教育的要求。首先，知识经济的兴起，人类社会信息爆炸，法律要发挥其功能，法学和法律工作者必须掌握、了解更多的知识和信…     

并非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宣言——我们时代的法学为什么需要重视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法律现象或法律问题,各个时代的法学必须针对这些现象或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或解决方案。中国法学现今的问题是:对什么是法学之“学”,尤其什么是法学的性质和立场并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认识;知识生产无序化的现象;法学不能为实践提供智力支持。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的对策是:一是让法学的知识兴趣从政策定向转向司法定向;二是使法学视角返归实在法;三是法学向方法的回归。法学方法论的研究,从一个侧面为我们的法学建构提供一种观照的镜鉴,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和建立法学知识标准的某种进路。我们可以对一切缺乏方法论支持的所谓学术创造提出最低限度的质疑。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法学话语的多面性

所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法学话语的多面性,主要在于其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形成的日本因素与根本解决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基本因子,唯物史观与法社会学的话语表达,重点讨论自由主义法学与马克思主义法学分野或合作的种种表象,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作一个初步的阐述。研究20世纪中国法学话语多面性的存在,有助于理解中国近代法理学形成发展的历史经过,从而深入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研究。     

沈家本与中国法学的传承及新生——纪念沈家本先生逝世九十周年

沈家本先生主持的清末法制变革不仅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端,而且也推动了中国法学由传统的律学走向近代法学。本文在探讨沈家本的法学观的基础上,分析沈先生对中国传统法学的传承和对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法学的催生所作的贡献,并引发我们今天应如何对待传统法文化的思考。     

近代中国的比较法学教育

<正>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40年,比较法学教育作为法学教育的一门新学科在中国的出现,是近代中西方法学在教育领域兼容实施的产物.也是中国人博稽中外,以中西方文化丰富法学、开拓法律文化领域的大胆尝试。它的产生既与反动统治者对待教育的保守落后态度有关,更和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精神渗透、侵夺我国司法主权的历史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