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基本命题。从理论上阐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应当立足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基本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到国家治理多元实践主体,坚持制度之治、人民立场、良法善治的判断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多元融合、契合地方的国家治理规范体系,以法治为依托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区域治理的“良法”建构

相对于全国性法治方略之施行,区域治理在遵循宪法、法律及保持法治战略性统一前提下,积极推进具备“良法”品性的制度构建,跟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势,科学规划多样性、协调性规范体系;防范区域内歧视性制度屏障,维护区域民众权益,实现“以民为本”在区域制度中引领价值;矫正法律形式主义的体制缺陷,审慎对待区域治理的“规则移植”,积极认同区域民俗习惯的制度意义,真实兑现区域“良法善治”之目标。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道路七十年探索:历程与经验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经历了以国防建设和政权安全为出发点的国家安全法制初创与曲折发展时期、以传统国家安全观法律化为重点的国家安全法制形成与完善时期、以及自2012年至今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等三个时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从国家安全法制建设到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从国家安全的法律之治到国家安全的良法善治、从传统国家安全观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从以政权安全为中心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从侧重保护国家安全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注重反间谍工作到维护总体国家安全、从国家安全机构法到国家安全基本法、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轨迹。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法治化研究初步

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加快推进地方法治建设进程,提升地方治理水准,是完善国家治理结构、维护国家统一、安全和稳定,促进地方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着重研究了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内涵、意义、原则和研究方法,围绕地方立法、建设地方法治政府、地方公正司法、维权、维稳与法治社会建设等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化的研究思路和对策。笔者以为,通过探索建立和完善地方法治建设体系,实现地方治理的法治化,是实现国家良法善治的必由之路。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为推动中国财税法治化建言献策 “2014中国税法论坛”巡礼

税收法治是我国法治体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党的三中全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将财税法治推到了国家治理的高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决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2021年十大全国人大立法脉络

现代法治的精髓,在于立良法、谋善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没有良法,便无善治,也就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继续推进法治领域改革,解决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写下波澜壮阔的壮丽篇章.2021年,也是近年来立法数量最多的一年,一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正法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契合。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决定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体上和路径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表征。现代法治为国家治理注入了良法的基本价值,包括秩序、公正、人权、效率、和谐等。现代法治还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善治的创新机制,在中国语境中,其基本特质一是以人为本,二是依法治理,三是公共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一,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有其必然性与重要性。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是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立法原则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这一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先进性和引领性.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始终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显著特征,良法善治是贯穿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以民为本、公平正义的立法原则,源于习近平总书记以民为本、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理念和伟大情怀.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是不断提高我国立法质量和效率的思想引领和制度建构的根本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了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其深邃的战略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立法理论,必将有力引领和推动新时代立法工作的发展.     

法治政府建设的可能图景与路径——基于中欧法治建设论坛的思考

欧洲的法治历程,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极具观察价值。2014年的中欧法治建设论坛择取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议题,提示我们在未来处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中,务必提升法治视野的国际化、法治内涵的丰富化、规范体系的双重化、机制设计的合作协商化和政务过程的透明公开化。这些法治政府建设的可能图景构成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提升路径探讨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应完善包括地方公安立法在内的公安工作制度体系。目前,各地公安立法还存在体系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欠缺特色性规定、不能适应社会治安防范现实需要等问题。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有利于完善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建设法治公安,有利于促进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利于规范警务运行机制。为有效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必须树立社会治安治理立法理念,准确评估地方公安立法需求与效果,完善和规范地方公安立法程序,推进地方公安立法精细化。     

社会分层与治安善治

社会分层反映一个社会的权力、资源配置和结构关系、利益表达协调和实现机制、社会活力释放机制,是一个社会组织结构状况合理性与否的整体性反映。它在深层蕴含着一个社会的内在张力的蓄积情况,决定着社会治安的实际状况和演变的规律。社会治安善治,是政府和公民合作管理社会治安的过程,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一种新颖关系。社会分层必然关切于治安善治的内容及其结构模式。在当代中国背景下,治安善治理应采取行政吸纳社会的模式进行,它既可以保证稳定,又能持续改善。治安善治的制度结构应该是支持性治安基础制度和控制性治安制度的有机统一。     

权利的另一个成本:国家认证及其西方经验

国家认证的西方经验表明,认证是权利的另一种成本,是建构良好的法治和治理秩序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国家认证的公共性,体现在它几乎是所有国家制度的前提,因此堪称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的基础"。在建设法治国家、税收国家、福利国家和监管国家的过程中,现代国家需要不断增强其认证能力,让多数人进入认证体系,从而加快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进程,提升法律与政策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沟通国民的中间成本,逐步实现关注绝大多数人的期望并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良治状态。认证这种"治理术"在发达国家的制度化和例行化,应当为追求民主法治的人们所正视。     

法治维度下基层维稳机制理性建构的路径探析简

法治是实现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理性建构的制度保障.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公正司法等法治维度下的基层维稳机制应成为其理性运行的内在制度逻辑.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基础看,法治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维稳能力;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条件看,法治有利于有效引导公众的维权行为;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保障看,法治有利于有效约束基层政府的维稳权力.     

建设法治基础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面对我国政府管理中的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主张在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政府拿来作为政府改革的目标。本文通过对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比较分析后,认为法治政府已经涵括了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之内容,服务型政府则从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上突出了服务之作用,因而,我国应该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超大型国家治理中的地方法治试验及其制度约束

地方法治试验既能够激发地方政府的创造性,又能够科学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竞争动力学理论从经济发展产生的内生性驱动和官员晋升锦标赛产生的外在压力两方面,解释了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中国采取“政府集权+行政集权”模式在促进国家统一同时,扩大了国家的治理规模,增加了国家的治理负荷,引发了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结构性难题。中央试图通过允许地方进行法治试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它能够在统护法律统一的前提下,及时调整中央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中央通过宪制约束、组织约束和政策调控等多种手段,加强对地方法治试验的约束,确保国家整体主义体制结构的实现。地方法治不是一个脱离中国整体法治而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强烈方法论意义的概念。     

数据安全认证:个人信息保护的第三方规制

契合"放管服"改革理念的数据安全认证,在数字时代整个规制法体系中必将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数据安全认证通过声誉评价机制,可以引导、激励互联网企业守法合规经营,可以增强用户对中小微互联网企业和新兴数字产业的信任感,可以避免"一刀切"的政府规制,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多元的数据安全需求。数据安全认证机构应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与专业性,防止其被互联网企业"俘获"或成为政府的"附庸"。宜实行自愿为主、强制为辅的数据安全认证模式。认证程序应强调公正透明性,认证标准应注重评价企业数据合规的制度建设。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分别设置数据安全认证机构"相应的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并加大对数据安全认证违法行为的公法责任追究。科学构建法治化的数据安全认证体制机制,不仅是保障数据安全的现实需要,而且是弥补数字时代政府规制缺陷的迫切需求。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构——基于“5.12地震”展现的行政法治化路径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法治化的行政相对人更有利于催生出法治化的行政主体。故行政法治之构建,需要行政相对人担负起主体角色,履行主体责任。在"5.12地震"中,普通民众秉持法治精神与政府善意合作,实现了行政相对人主体性的个案回归。主体性回归以及由此形成的交往理性提供了一个异于传统方式的行政法治化进路,并标志着"和谐行政法"时代的到来。     

Reforms in the petition letter and visit system of China and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A petitioner participat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affairs at his own discretion.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the petitioner, petition letter, office visits and the related functional departments. Good governance is reflected in petition system which is to set up a balance between public interests and citizens’ private rights. Institutional reform regarding the petition letter and visit system should focus on the “settlement of issues”. The specific design of the petition reform must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good governance, balancing the rights and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achieve cooperative and harmonious governance of the society and still allow for the involvement of various forces in the society. The petition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of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rights, executing two-way persuasions, improving error corrections and regulat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解构与承继：《韩非子》法治理念的时代转换

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系统地考察了历史统治经验,在先秦法家人物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了法治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限于历史条件,韩非的法治理论显现出了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工具性以及法治手段的极端性,这和现代法治理念相差甚远,但是其中的法本理念、法不两适、法不阿贵等对现在的法治建设依然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