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确权规则探究 ——以取得时效为视角

当前农场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确权进展不太理想。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规范性文件尽管制定了"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确定土地使用权归属"的规则,但是尚存对农场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权利属性认识不同、对"实际使用情况"缺乏具体构成要件的规定等制度困境。基于可行性与必要性的论证,走出"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确定土地使用权归属"之制度困境的出路是:借助取得时效制度完善农场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的确权规则。     

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法定位——《物权法》规定之评析

不动产物权是根植于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土地使用权便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不动产物权,它是我国土地物权化的制度工具,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接轨的纽带。土地使用权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他物权范畴,但因与大陆法国家用益物权的社会基础或功能不同,它并非大陆法国家意义上的用益物权。在我国,土地使用权充当自物权的功能,土地使用权自身不仅可以转让、处分,而且还可以设定用益物权。《物权法》将各土地使用权放入用益物权编规范,不仅不能凸显土地使用权在我国不动产物权上的基础地位,而且不利于建立清晰的土地使用权体系和用益物权体系。在笔者看来,我国不动产物权应当分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用益物权三个层次,除地役权外,《物权法》并未规定真正意义上的用益物权。     

关于构建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思考--以三个物权法草案的设计比较为线索

三个物权法草案关于用益物权体系设计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研究路径基本一致,代表了目前我国用益物权研究的水平。但三个物权法草案对传统与现实、外国经验与中国国情、整理与创新、结构与内容把握的程度不同,其设计的用益物权体系的结构亦同中有异。笔者认为,建立一个科学完善的用益物权体系,应体现以下基本要求:充分反映我国现实生活的需要,具有现实基础和国情特色;用益物权的概念应当体现其质的规定性,界定科学;用益物权的种类应当具有概括性和特定性;用益物权的体系应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在现阶段,我国的应以现实的土地物权利用关系为基础,以房屋和资源的物权利用关系为补充,以使用权为基础概念构建用益物权体系,按土地的用途不同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农用地使用权、地役权、空间使用权;以房屋的物权利用不同设立典权和居住权;另设资源特许使用权。     

海域使用权基本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有着辽阔的海域及其资源与环境。为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海域,必须建立和完善海域使用权法律制度。海域使用权由海域所有权派生而出,包括海域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能;海域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具有用益物权的一般效力和自己的特殊效力;海域使用权的设定,主要包括海域使用审批制度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     

物权效率视角下我国农村宅基地市场配置探微——兼论宅基地市场配置的风险防范

物权效率原则是物权法的根本原则和核心原则。我国现行《物权法》规定的宅基地制度宥于城乡二元的体制而没有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收益权能和处分权能,致使农民的宅基地无法进行市场配置而效率低下。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应当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使宅基地使用权真正成为农民的用益物权,进行宅基地市场化配置。土地管理法在进行修改时应当以物权效率为指导,将重点放在还权赋能上,以实现城乡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同时,还要注意控制和防范宅基地市场配置后带来的风险和问题。     

海域使用权制度的物权性法律分析

海域使用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目前海域使用权制度的相关立法规定存在分歧,海域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定位不充分,海域使用权的创设取得制度、公示制度、流转制度等方面均存在不足。本文认为应当修改相关法律,以期海域使用权制度更加完备。     

用益物权三论

文章认为，用益物权制度的发展，呈现出用益物权逐渐成为物权法的中心、用益物权因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发生变动和用益物权的权能在逐步扩大三个发展趋势；作者论述了用益物权的用益性、独立性和占有性三个法律属性；最后指出，我国用益物权制度存在着立法概念不准确、立法内容不完整、立法体系不科学等缺陷，应当建立包括地上权、地役权、典权和用益权在内的完善的用益物权体系。     

“小产权房”面临的法律难题及其破解

"小产权房"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社会现象,然而其在建设及交易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法律上的难题。这些难题表明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虚置,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亦不健全。要破解这些法律难题,应当赋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完全用益物权效力,构建城乡平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创新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主体制度,确保所有权权能的实现;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禁止为"商业利益"而征收;构建科学的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同时政府应当让利于民。     

用益物权体系的比较研究及其启示

自罗马法确立用益物权制度以来，法国等人陆法系国家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用益物权体系。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及其启示：用益物权在物权法中地位有所不同，我国法应将用益物权与所有权并列加以规定；用益物权体系存在较大差异，我国法应当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构建用益物权体系；东西方国家的用益物权体系在构造上有所不同，我国法不愿规定西方国家法上的居住权；地上权、地役权是各国普遍承认的用益物权，我国法应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役权、宅基地使用权；相同种类的用益物权的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我国法应以用益物权的设立目的为依据构建用益物权体系；用益物权的客体主要是不动产，我国法应规定不动产为用益物权的客体。     

我国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的立法构造——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相关规定

我国现行的土地用益物权体系是一种二元结构 ,土地用益物权被分为国有土地用益物权与集体土地用益物权。这种二元结构具有很大的弊端 ,应当以私法语境中的土地所有权概念取代土地所有制概念作为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的逻辑支点 ,将现行的土地用益物权整合为建筑用地使用权与农业用地使用权 ,同时增设派生性土地用益物权 (土地租用权 )与辅助性土地用益物权 (地役权 )。     

时代需求与物权法之回应——兼论我国本土化用益物权体系之建构

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本土化,体现在对我国发展中将长期面临的三大因素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上.首先是财产类型的变化,据此,动产不应作为用益物权的客体,应当规定各种特许物权并引入地役权和人役权.其次是土地的公有制,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应当强化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等独立性用益物权的效力,使之成为"类似所有权"的权利,从而能够进入市场流转.第三是长期、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这要求允许农村土地权利自由流转.     

海域使用权制度及其反思

海域使用权系一新颖的物权,且属于典型物权中的用益物权,而非准物权。它同渔业权、矿业权、水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存在着效力冲突,需要协调。在不否认后几种权利存在的正当性的情况下,站在立法论的立场上,应当废除海域使用权制度。     

论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改革

开拓土地承包经营的新模式,对土地集中转包、允许土地使用权入股或合伙是时下解决农地使用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确立农地永久性用益物权制度是解决前述问题的根本途径。农地永久性用益物权制度的实施时有三个法律问题,即土地使用权的登记,土地使用权不设期限,土地使用权的收回。     

我国物权法上确立居住权制度的若干问题与思考

居住权制度的确立是我国物权立法的重大突破。我国物权法上的居住权应当指法定居住权,意定居住权应由债法调整。居住权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法定性是其本质属性,但居住权的期限、权能等亦应当体现出适当的柔性。居住权的设立属于私事务,无需公权力的介入。     

用益物权客体范围的三维考察——兼评我国《物权法》第117条

比较法考察表明,在土地吸附建筑物的不动产理念下,用益物权以土地为核心而设定,以在建筑物、动产和权利上设立役权、用益权、使用权等立法技术处理为辅助,形成客体范围宽泛的财产用益权利体系。在土地和建筑物各为独立的不动产的理念下,用益物权只在不动产上设定。用益物权的客体范围取决于对用益物权的制度模式选择与立法技术安排。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一般规定和具体权利之间、具体权利和物权法定原则之间均存在逻辑矛盾和法理冲突。功利性的文义解释掩饰逻辑矛盾,对把握法律真义造成误导。立法机关应当维护不动产概念内涵在物权法体系上的一致性,对用益物权的制度模式重新做出选择,在立法技术上对现行法规定之谬误进行补救。     

借鉴传统用益物权理论 构造我国农地使用权制度

农地使用权反映着我国农用土地的所有与使用的关系，是我国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从其地位、作用和发展趋势看，应当由物权法调整。因此，我们应当运用民法物权制度的概念和原理来研究土地法律关系，选择物权制度对农用土地使用权制度进行重新构造，改造土地承包权成为一种用益物权，以用益物权关系取代现存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对其权利的内容、期限、权利的取得、消灭实行法定主义原则，排除任意设定的可能性。同时，基于物权的效力，一旦设定，不受任何人干涉，不仅可以对抗一般人并可以对抗所有人，使农民利益得到最大限度地保护。…     

中国农村自留地法律属性探析

本文主要结合有关土地法律理论，探讨了自留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性质及其法律特征；使用权能的残缺性、身份性、无偿性、无固定期限性，并分析了自留地使用权的权利内容、权利规则及自留地法律关系。     

老阎谈公证证据（之十四）证明当事人用益物权合法性的主要证据（一）

第一节用益物权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一、用益物权的概念 用益物权是指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用益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居住权等。     

论用益物权的客体及其立法政策选择——兼评我国《物权法》第117条的规定

我国《物权法》第117条将动产与不动产一并规定为用益物权的客体，但考察传统大陆法系各国确定用益物权客体的依据、范围及其演变可以看出：以动产为客体的用益物权——用益权、使用权，只是西方固有传统下的特有制度，因其与我国的风俗习惯不相符合，为我国近代的民事立法所不采。在我国已经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动产为客体的用益物权不仅缺乏现实的存在基础，而且也没有未来的可能性。因此，应当删除我国《物权法》第117条关于动产作为用益物权客体的规定，以使用益物权的概念更为清晰、明确。     

土地所有权权利结构重构

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之上建立土地市场法律制度,必然导致土地使用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分离。我国经过20多年的土地有偿使用法律制度的实践,已经在事实上将土地使用权置于一个独立物权法律地位。以土地使用权为核心构建的中国土地法律制度,应当突破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四项权能,并代之以土地的设定权、收入权、使用权、发展权和回归权。传统的土地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则相应地纳入新型权利结构的土地使用权之中。